第四条，我们主张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是要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但与我们的预测恰恰相反。我当时的主张很明确，什么叫新写实？就是我们继承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精神，把摄像机扛到大街上去，这个后来被张艺谋借鉴了，拍《菊豆》就是用这种方法。新现实主义电影就是把摄像机扛到大街上，拿路人、拿一般的人作为他的表现对象。我说那种毛茸茸的、有质感的生活，原生态的生活，那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现实主义，而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那些是伪现实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方方、池莉、刘震云这一批作家成为我们主张的主流作家，尤其是方方的《风景》我们把它作为典范，新写实主义小说是这么来的。新写实主义到后来发展成“一地鸡毛”式的现实主义，日常琐碎的现实主义，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新写实主义，因为它失去了批判的锋芒。
但那时也有表现批判力度的作品。1989年我看了王安忆的小说《岗上的世纪》，关于这篇小说我有一篇评论文章，当时《文艺报》已经排版了，后来却开了“天窗”。我认为这部小说是中国真正女权主义的宣言书，比她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写得好得多。
作为批判性的新写实作品，王安忆写的是一个叫做李晓琴的女知识青年为了上调回城，她只能向生产队长杨绪国出卖□□，在出卖□□的过程中，那个男人的面目已经逐渐模糊了，而凸显的是主人翁李小琴性意识的觉醒，就是说女性主动，而政治上压迫她的人，反而在性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性的被动工具。《岗上的世纪》最后的高潮部分很有冲击力，当时我看了很震惊，认为这是中国第一篇女权主义的代表作。
后来我把这篇作品推荐给我的同事董健老师看，他说这种东西写得很美，我说如果我是电影导演，我把它拍成电影，李小琴在月光底下的片断写得很细致，那些青草，从她的十指的指缝间，从她的大腿缝中穿出来的细腻描写十分唯美，我说这个镜头非常美，要是我拍的话，女人的酮体间的小草钻出来，用高光镜头来表现，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这个作品里面就表现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尽管王安忆后来讲她不是女权主义，她不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我不管你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但是你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而大量的作品，就是从形而上到形而下，或者只呈现出形而下。我二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中国最好的小说它一定是作家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再到形而下的二度循环过程。如果你没有一个形而上的过程，就证明你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
具象的、形象的描写是最能打动人的，在打动人的过程中，你没有一个形而上的思考是不行的。中国的作家在表现这样的理念时的描写就比较笨拙，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开始，在他的《唯物论者启示录》系列中写到形上的时候，作家直接跳出来说话，他只是借用了大青马，用大青马的语言来表述作者的价值评判。
在直接表述中也对黄香久和马樱花的评判充满着轻蔑的男权意识，而中国的所谓女权主义批评家却没有一个发声的，我在一次女性文学讨论会上说，你们有资格来谈中国的女权主义吗？你们没有批判张贤亮的男权思想是你们的失位和失职。他借用主人公章永麟的口说，马樱花作为女人，是永远不可能理解和战胜男人的，他是把黄香久、马樱花们作为一个宣泄的工具而已，他借用大青马来表达他形而上的观念，这是一个拙劣的描写方法。
包括贾平凹的《废都》，我认为他写得最好的是《废都》，是大时代中创作的大作品，反映出了人思想的裂变，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异化。
但是当作者要去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他却是借用了“老水牛”来表达，你们看庄之蝶（我始终认为他是与作者融为一体的）“老水牛”的对话，我认为这个是败笔，用一个替代物来表达，虽然是间接的“曲笔”，但仍然不免笨拙。在贾平凹的作品中用狗用狼做观念表达替代物的描写不少，我不欣赏这一点。你就不能把它融入在小说的情节、细节和人物的语言中去吗？那是你的描写技术不足的问题。

第九条，作家的创作“奔奖”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了。就是“因奖施写”的目的十分明确。这几年评一个茅盾文学奖，简直是动员了全国各作协多少人力和钱财，实际上地下的运作的成本要比地上的运作成本高得多。我参加过一次鲁奖，但是因为种种不合时宜的言行而被隐退了。我尤其对近些年来的诗歌鲁迅奖多有诟病，从羊羔体到啸天体，再到忠秧体，诗歌组的评委是有推卸不了的责任的，居然直意或曲意地回护这种非诗的文学现象，这是在大众面前撒谎，是在亵渎中国的诗歌，既糟蹋了现代诗，又亵渎了诗国的古典诗境。
2016年4月12日上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名的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丁帆受邀在华中科技大学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的“春秋讲学”开始了第二堂讲座，讲座主题是关于中国当下文坛的现状的思考。本文系讲座内容的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