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横行从康乾六下江南说起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搞南巡的事屡见不鲜。而清朝就有两个皇帝各自搞了六次南巡,一个是清圣祖玄烨(康熙),另一个为其孙子高宗弘历(乾隆)。康熙的儿子世宗胤禛(雍正),虽然口口声声要恪遵康熙的成宪,但却未效其父搞过一次南巡,这其中自有奥妙。一方面,康熙六次南巡,影响很大,深得当地统治阶层人物的颂扬,因而对于阴谋害死康熙上台的雍正怀有疑惧或非议,不那么恭顺,雍正当然不去搞脸笑心不笑的“虚热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雍正正集中力量打击他的政敌,其中包括那些给康熙南巡搞“虚热闹”的南方头面人物,如江宁织造曹家,苏州织造李家,杭州织造孙家等。雍正对江浙一带的广大人民特别仇视,恨之入骨,甚至下令停止浙江士子的考试。他派善于搞秘密活动的李卫坐镇浙江,又在浙江首设观风整俗使之职,对南方人民进行严密监视和残酷镇压,甚至教人如何化装成乞丐、打拳卖艺的、算卦的、疯子、残废人等,混入下层人民之中,一闻风吹草动,就一网打尽。雍正认为只有这一套治术才有效,根本用不着搞什么虚假的“仿舜南巡,省方问俗”。乾隆上台以后,既表示要遵循雍正的治道,又依样画葫芦地仿乃祖搞南巡,似乎在唤起人们的怀念,他行的是康熙的治道,以缓和雍正造成的紧张矛盾,正如给雍正所打击的某些人复略施恩泽一样。所以这三个皇帝搞南巡或不搞南巡,各有其用意

皇帝南巡,地方官是苦中有乐。表面看,派差很苦,修御道,筑行宫,备供应,不仅官办,还要解囊“捐修”,还要满足随驾人员的敲诈勒索,备办不周,还可能有丢乌纱帽和脑袋的危险。实际上,地方官无不乐为,这也是捞一笔横财的好时机,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向老百姓加派钱粮就是了,谁敢不“乐从”,就拿不欢迎圣驾的大帽子办人。康熙第五次南巡时,两江总督阿三欲于丁粮耗加派三分,各有司皆服从,唯江宁知府陈鹏年不同意,总督为之不满。故当康熙驾至江宁时,以行宫草创不恭为借口,勾结皇太子及诸随从官员欲杀之,独赖曹寅叩头流血力请,才免一死。阿三之流的想法,就是只要钱花的多,办得豪华,皇上满意,当会被赏加顶戴,官陞禄增了。当时有人写诗以讽筑行宫之奢侈,所谓“三汉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系指修扬州塔湾行宫(高旻寺行宫)的情形。小小扬州,不仅此一行宫,尚有金山、焦山、天宁寺三处,可见糜费之甚。扬州如此,何处不然。皇帝路过每处行宫,不过住上三天两晚上而已,而几十万两银子则白白扔掉了。须知,当时东南一石米价才一两银子左右,河南一石小麦也不过一两半左右,一处行宫之筑,要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啊!

皇帝南巡,老百姓是有苦难言。当时的文人说,老百姓“躬逢圣典,得见天颜,万民欢腾”。实际呢?老百姓是被地方官吏逼迫着驱赶到御道两旁,长跪不起,等候恭敬地迎送圣驾。圣驾过时,还要叩头触地,能否看到“天颜”,则不得而知。但驾过以后,忍受了长时间的风霜之苦,只好瘪着肚子回家,茅屋破灶,煮点糠菜挡饥寒了。而皇帝呢?御膳房早就专程从京城把食品运往各地,连奶牛菜羊都是专运的,更不用说地方官备办的“圣餐”了。与民同乐么?假的,“虚热闹”,各吃各的饭,老百姓之苦随糠咽。
皇帝南巡,随驾人员敲诈勒索地方官吏,以饱私囊。那些随行的皇太子、皇子、大臣、侍卫、太监,象一群饿狼出山一样,视地方官吏为肥肉,借护驾之威,张贪婪之口,欲地方官吏捧食而饱之。地方官吏除侍候皇帝、皇太后、皇后而外,还要尽量打发他们满意,否则会遭到残酷的摆布。关于这一点,连康熙皇帝自己也明有觉察,老实供认他们是“乃辄强勒督抚大吏及所在官司,索取财贿,所用宵小匪类,尤恣意诛求,肆行攘夺……”这样一说,乃是出脱自己,矛头向下。其实皇帝本人也是照样的贪,如从进献的大量珍宝中选取白玉杯、白玉鹦鹉之类留下,不过这是地方有司乐意贡奉,皇帝赏收,名义好听罢了。然而那也是民脂民膏,与随行人员的勒索一样,同是老百姓的血汗。

康熙在短短的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南巡六次,仅就途经江宁一地而言,其中五次均与曹家有直接的关系。康熙第一次南巡时,约是江宁织造曹玺卒于任的半年后,因之一至江宁,便对曹家关怀毕至,亲至曹家抚慰,派大臣祭奠,谓曹玺“是朕荩臣,能为朕惠此一方人者也”,并赐御书,以示宠荣。曹家虽在居丧之期,而对于皇帝主子的驾临,大概还得摆出象样子的场面,总不至于捧上一杯白开水的。康熙从第三次到第六次南巡,正值曹寅任江宁织造,所以四次途经江宁,均以织造署为行宫。曹寅办了四次接驾的大场面,同时苏州扬州两处的接驾,亦曾亲与焉。这是曹家最煊赫鼎盛的时代,然而也伏下了曹家以后跌落的祸机。曹家能多次举办接驾盛典,不仅表示有势有权,更重要的是表示与主子的关系亲密,非比泛泛一般的君臣关系。康熙于织造署接见了他幼年的保母曹寅的母亲,高兴地称:“此吾家老人也。”亲书“瑞萱堂”以赐。君臣一家人,关系多密切啊!当然,曹寅为了孝敬主子,江宁四次接驾,也是尽力大讲排场的。结果呢?欠下了几十年也没算清的亏空账,至少在百万两银子以上,约相当于曹寅万余年的俸禄。康熙闻知,警告曹寅,“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曹寅也胆颤心惊地表示“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因为大量亏空国帑,究竟干系非轻,闹小了皇帝还可为之回护,闹大了,为了保住主子的体面,就不得不让奴才当替罪羊了。试想如何补法?说得好听点,叫作拆东墙补西墙,说得直截了当些,叫作用贪污来填贪污空。这么大的窟窿,曹寅至死也没补上。后来别人替他代补,也只能作到糊涂了账。曹寅没见到此事的后果,然却应在他的子孙头上了。雍正一上台就翻老账,让继任江宁织造的曹
补亏空,补不上就干脆抄家。然而抄来的东西却不抵国帑,照数赏给了抄家有功的新任织造隋赫德。由此可见追老账只是一因由,目的是把康熙的“一家人”当作“奸党”来惩办。这一惩办,结束了曹家搞“虚热闹”的兴旺历史。

乾隆南巡仿康熙,曾自供不讳,“南巡之典,亦遹率我皇祖成宪,祗奉慈宁,宣祺导豫”,也是带着皇太后去的。“轸念民依,省方问俗”是假,久闻“江南名胜,甲于天下”,欲“眺览山川之佳秀”,才是主要目的。乾隆还有更动听的,说南巡也是为了兴治水利,并颇以此自炫,洋洋得意不厌其烦地丑表功,“唯是翕河遵海,系于泽国民宁者甚巨。朕亲履相度,定清口水志,以卫下河,培海塘坦篓,以验沙涨。与夫徐州之堤,微湖之牐,及诸河防兴作,皆蕲于洒澹康乂,综而编
之,俾有司知所稽式,亦固其宜。”俨然是位水利专家了。这又是骗。实际乾隆对水患是既不关心也无办法的,比起康熙,相差远甚。仅从乾隆七年至五十年期间,黄河就在河南江苏决口二十次。每次南巡前后,黄河的“龙王爷”总要决口而出,迎送圣驾,所过之处,当然尽为泽国。乾隆在这样的情况下佯为不知,不断南巡,而于微山湖建闸之类则大肆吹嘘,岂非以小掩大?再进一步考察,乾隆南巡时,不仅有河患,而是各种灾祸不断。请看史实。

乾隆十五年,“温、台(浙江)各属,今岁秋收稍薄,米价未免增长。”“直隶州县内……有被灾之处。”“东省(山东)……兰山等七州县,偶被偏灾……兰山、郯城二县民气,似逊他处。……峄县、平度州、胶州、高密、昌邑五处,被灾稍轻。”“上下两江有被灾稍重之处,……极重之宿州、灵壁、虹县、五河、宿迁、邳州、睢宁、海州、沭阳等处,……次重之凤阳、临淮、怀远、凤台、寿州、霍丘、清河、桃源、安东等处”。乾隆二十年,“江苏所属各州县卫卑下之地,秋霖致潦,兼有虫伤。”(按:第二次南巡原定于乾隆二十一年举行,因江苏此次大灾,遂延至二十二年始行。)乾隆二十五年,“夏水稍多,河湖盛长,高、宝、兴、泰一带低洼之所,颇有漫溢。”(按:第三次南巡原定于乾隆二十六年举行,又因江苏此次大灾,遂延至二十七年始行。)乾隆二十六年,“江苏被灾各州县……高邮、宝应、甘泉、泰州、山阳、安东、桃源、清河、铜山、沛县、睢宁等十一州县,……安徽省之太和、亳州、阜阳、颍上、灵壁五州县。”“山东被水偏灾,……较重之曹县、城武、德州、济宁、鱼台五州县,……次重之齐河、金乡、嘉祥、荷泽、单县、定陶、巨野、濮州、范县、临清、丘县、馆陶、恩县、夏津、武城等十五州县。”够了,从直隶(河北)、经山东、江苏、安徽直至浙江,南巡所经之处,何处无灾,而且这都是乾隆亲口说出或亲眼看到的情形,是轻描淡写大大打了折扣的,实际情况当百倍的悲惨。这哪里是什么“河济以北,江淮以南,民恬物亨之象,歌衢祝华之声,已日新而岁盛”的“太平盛世”,而恰恰是《红楼梦》所描写的“水旱不收”的灾荒世界了。乾隆的南巡,正是掩盖灾荒世界的“虚热闹”,不顾千百万人民处于水火,一味追求炫示“天威”和游山玩水的巡游。

一切准备就绪,乾隆南巡的大驾出京了,但可不象《乾隆下江南》等小说写的那样冷清清的微服私访,而是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如第一次南巡,除皇帝、皇太后、皇后及随行之太监、宫女等人不算外,计大臣三十三员,章京、侍卫官员等六百六十一员,拜唐阿兵丁二千五百五十九名。仅动用之交通工具一项,乘用马六千六百九十余匹,驮物者马一千四百一十七匹,骆驼八百一十八只,各台站九十八处专用传送本报之马约六千八百六十匹,大小船约六百余只,四大套骡马车约五百辆。如果再加上地方官吏所用的交通工具,不是就更加骇人听闻吗?
皇帝行经之地,当然要竭力追求热闹的。所有地方文武官员,“著三十里以内接送”。“令村镇民妇跪伏瞻仰”。居民门前“香灯悬彩”,水途设“灯船、戏船、台阁”。“苏州、扬州城内街衢间张设棚幔。”“五色云霞空外悬,可怜锦绣欲瞒天。”即此之谓也。沿途争奇斗胜的陈设,不过供南巡时一瞥而已。为了凑热闹,迎驾者亦人山人海,如杭州,一次就云集数十万人。景看够了,随行人员回去大嚼特嚼,吃的是有燕窝、鱼翅、熊掌、猩唇、驼峰、豹胎、鹿尾等名菜的“满汉席”。皇上一家人吃的就更高级了。如此挥霍,真是“‘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乾隆南巡有冠冕堂皇的一面,一路派大臣祭圣贤,写诗颂圣贤,大搞尊孔崇儒,以表“钦崇至道,仰止遗风,希圣之情,载劳寤寐”。赞孔丘为“德建儒宗,道垂帝范,五百岁闻知相接。继往开来,二千年教泽如新,经天纬地。”“仪型万古,若日月之莫可踰,秩祀千秋,与乾坤而俱不朽。”赞孔丘崇拜的奴隶主周公为“道隆继述,业赞文明。损益夏殷,成德赖勤劳之绩,觐扬文武,迪光归才艺之姿。……开万禩之太平,孚千秋之美报。”赞孔丘的信徒董仲舒为“汉世真儒”,赞明朝理学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王阳明所倡的心学为“拔本塞源之论。……蔚成名世,允协瞽宗。”对儒教顶礼膜拜,无以复加。乾隆按照儒家的一套道统,在南巡大搞“选俊”,亲自出题目、写示范以考试士子,用尊崇儒教的仪典来抬高皇威,道貌岸然,神圣不可侵犯。可是这位皇帝于“杏坛在望……阙里非遥”之前,就已经在济南让太监搜罗来一大船妓女寻欢作乐,玩乐够了,再去祭圣人,不是未免心不诚太滑稽吗?倡尊孔者往往是男盗女娼的假道学,乾隆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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