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影视里何以没有哲学家、科学家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多是作官的。他们一边作官，一边做学问，他们的哲学思想其实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中国的影视作品即使表现哲学家（如：孔子）和科学家（如：李时珍），也多是表现其情感生活的一面，几乎不讲究哲学或科学的生成过程。那些影视创作者似乎认为，只有这样才会达到普通人（一般观众）的心灵，产生所谓的“共鸣”。
　　在中国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哲学与科学历来都是不被重视的两座孤岛。那些立在孤岛上的我们民族的精魂们在无人喝彩中暗自摸索着我们中国人（汉语）思维的边际。那些所谓的政治家、那些清官和那些聪明人对民族的贡献，比起他们来，不能同日而语。
　　但他们的贡献归贡献、事业归事业，影视追求的只是好看好看更好看。即使当今的所谓“主旋律”影视，也是以反腐、刑侦、改革为主题。这和那些清宫戏、皇帝戏、官场戏在旨趣上并无二致。这也不奇怪，这些其实都是同一帮人搞出来的玩意儿，不过是贴上了不同的标牌罢了。
　　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们，依旧要在那个孤岛上承受着冷落和孤寂。当然他们已经作古，于是孤岛成了坟茔，渐渐被历史长河里的垃圾给掩下了河面。
  
  
  

六 无人理睬的错别字
　　
　　我们何尝在乎快餐包装纸上出现几个错别字呢，我们只在乎快餐的质量。我们行色匆匆地路过街道，何尝在乎一旁的标志牌有几个错别字，或那上面的英文是否标准。
　　更多的错误来自信息量更加巨大的电视。电视每天给我们提供娱乐和资讯，整理着我们每日繁杂的生活琐碎的记忆。无人理睬的错别字和误读，它们不会影响到信息的确定性，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但看到电视屏幕上频繁出现的错别字，听到播音员对常用字有口无心的误读，我就已经能把握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了。
　　汉语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具，一个熟视无睹的符号。
　　茴字确实有四种写法，但我们和那个咸亨酒店的伙计一样可以不予理睬。
　　汉语上的错误就像街边行乞者，与我们的世界丝毫不构成交叉。
　　那些砍大山的北京混子能把口语说得精湛无比，但错字连篇，甚至提笔忘字。这很像那个燕国青年去邯郸学步，却爬回了家。
　　汉语，就是我们回家的路。
  
  
  
  

七 被叫停的历史
　　
　　身处在一列不知向何处去的列车上。列车时常嘎然而止，据说是被叫停了。
　　而后又徐徐开动，改变了方向，却依然不知去处。
　　被叫停的次数多了，便有了经验，不再因迷惑而痛苦。
　　列车两旁风景秀丽，足以慰籍。
　　
　　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砸金花儿的砸金花儿，快活的快活。
　　不再询问车的前方会是哪站，以后的目的地又是怎样。
　　
　　当车再一次叫停，便有人下车去买土产。
　　即便停在了稻田麦地边，也能和老乡通通乡音。
　　等到汽笛一响，便知有一个前方已遭抛弃，而另一个停处正在敞开。
　　
　　回到车上，或许少了刚才的熟人，或见车窗上多了一盏明灯。
　　大白天的，点灯作甚。
　　可无人去吹灭，原来那竟是吹不灭的。
　　
　　继续向前，抑或在向后，是爬坡的需要。
　　两个机头，更多了叫停的可能。
　　
　　何时能安排叫醒服务，在叫停的时候。
　　睡下时看表，也是停了。
　　
　　须知，这列车便是中国的当代史，便是时下的此刻。

八 嘿，请叫我“公民”
　　
　　经常在电视上能听到那些go-vern-ment官员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老百姓”，啊！这个不知是谁发明的词应该好好分析一下。
　　勿庸置疑，“老百姓”肯定和启蒙读物《百家姓》有关。至于“老”，那应该是个虚词，和“老虎”的“老”以及“老师”的“老”一回事。
　　我是老百姓吗，我是，我只是其中的一员。除此之外，我还是群众中的一员，人民中的一员，市民中的一员。
　　在这里最常用的，还是“老百姓”。官员们爱把“老百姓”挂在嘴边，其内心独白无非是：瞧瞧，我这个父母官当得还不错吧，我这个政策的施与者还行吧。
　　go-vern-ment真的是所谓的“公仆”吗？
　　那些“公仆”如果是“公仆”，为什么事事优先于他的主人。道理很简单，因为仆前有一个“公”字。他是人民、老百姓、群众的公仆，而不是谁的私仆，所以能事事优先。
　　每当听到那些“公仆”们一口一声亲切地叫着“老百姓”的时候，我都很烦。
　　在关掉电视之前，我大喊：嘿，请叫我——公民！
  
  
  
  

九 有关部门
　　
　　在日常生活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关部门应该……”的话语。我们也不知道“有关部门”这个词是不是新闻学上的术语，反正大家这么听多了也就接受了。
　　“有关部门应该……”，似乎在表明这件事一定有人、有部门来负责。可能那位记者、编辑还没搞清楚（或者根本就不想搞清楚）这个有关部门是哪个。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那个部门是谁呢？不清楚可以求证之后再报道。你不指名道姓，人家“有关部门”就不痛不痒，下次报道的时候还得弄公众一头雾水。
　　汉语，实在含蓄啊。

十 别跟我说你很忙
　　
　　一句“我很忙”，标志着“忙”的时代代替了“吃”的时代。“忙”意味着一个人有事业、有家庭、有目标、有奔头，所以现在的人们除了谈房子就是说：“我很忙”。至于忙什么，那就各怀鬼胎了。
　　有的人两眼一闭说，嗨，瞎忙。
　　有的人双手一摊说，忙了一辈子了。
　　在这样忙的时代里，最忙的是少年儿童。他们被功利的父母带到各种培训班里、各个大小舞台上，去体味一个忙碌的世界，去感受地球的离心力。
　　充实就是冯小刚一年一个的贺岁片，丰富就是街上的盗版大片儿一部接着一部。
　　我们逐渐用过程代替了理想，用速度代替了方向。
　　就理想而言，过程实现的欲望被当成了理想。
　　就速度而言，速度的快感消解了方向。
　　所以，别跟我说“我很忙”。

十二 晚会歌曲的两段论
　　
　　中国不知道何时出现了那么多的晚会，可能是太平盛世就要歌舞升平吧。晚会基本上有歌和舞组成，一般是舞伴歌，也有歌伴舞。
　　听听那些歌曲，基本上是两段。第一段叙事，第二段咏叹。然后重复第一段的旋律，但歌词有所不同。再然后同理重复第二段旋律。最后以高调歌唱最尾旋律片段两到三次结束。有的时候，最后那几个字还要像结巴一样重复一下下。
　　汗ing。
　　原来连歌曲也是个八股，不然那些作者怎么赶得及呢。
　　自从戏曲有了程式，才能在同样的板调下演出不同的戏剧，才能让演员在观众的期待中唱出所谓的唱腔。
　　而晚会歌曲的程式完全就是在粗制滥造中期待某种板儿砖式的漫骂。可是，没有人扔板儿砖，也没有人漫骂，因为大家根本就不听这种歌曲。这种速朽的垃圾歌曲居然是在烘托一个很高尚或很伟大的晚会主题，实在让人作呕。更加作呕的是，居然我还听过这样的歌曲而且还要评论它。
 
  
  
  
  

十三 开心辞典：二选一，你到底是公仆还是父母官
　　
　　“这是一道真正的选择题，如何选择将分别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风、不同的观念。”当《开心辞典》里的王小丫把五个手指并作一面旗，就是在告诉你，“请回答。”
　　“受教育这么多年了，也。我选一。”
　　“公仆——。啊，你确定？”
　　“我……”
　　“你知道‘公仆’的来历吗？”
　　“我……”
　　“要不要求助一下亲友团？”
　　“好的。”
　　……
　　“你的亲友团要你选二，父母官。确定？”
　　“我……”
　　“你知道‘父母官’的来历吗？”
　　“我……”
　　“要不要求助一下在场观众？”
　　“好的。”
　　……
　　“在场观众要你选一，就是你刚才差点选的‘公仆’。确定？”
　　“我……”
　　“确定？”
　　“主持人，我能都选吗？”
　　“不可以。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在场观众选一，而你的亲友团选二。”
　　……
　　“时间到。正确答案是，啊，答案呢？”（低头寻找，而后扬脸）“场务，导演，编辑，佳明儿——”
  
  
  

十四 当居民楼一层全变成按摩院
　　
　　当那些临街居民楼的一层全都变成了美发厅、按摩院，我们会看到一幅多么美妙的浮世绘啊。一到夜里，旋转灯就跟参加灯会似地一齐转动，霓虹也闪得格外诱人。行人驻足，如见罗敷。
　　按摩院比饭馆干净，没有油烟，又是人人需要，最适合开在居民稠密的小区。以洗发为名，用按摩当幌，行卖肉之实。电视里歌舞升平，小姐的手就是回春的丹药。从此，丈夫再不闹离婚，再不嫌弃老婆的扮相。老婆怀了孕，也不至于担心老公出外遇。只消到门口楼下泄泄火气，当空放放空枪，也就是了。虽然破了些财，却纯粹是种生理需要，与感情无涉。
　　中国人历来以身体为重，男女授受不亲。可是偷情的、扒灰的、插足的、露水的，历来不少。其实那些更多的是先解决生理需要，然后才生了情。可哪个男的会对楼下的小姐产生廊桥遗梦般的情愫呢。
　　女权主义者又要发言了。那妇女权益谁来保障？一边是女色消费对女性不尊重，一边是下楼偷情、对女性不忠诚。她们叫嚣女权已经百年。她们可以改造那些被迫卖身的人，却无法阻止那些滚滚如鲫的女孩主动投身色情业。
　　指责社会总是那么容易，可按摩院、美发厅、洗头房还是解决了很多没有一技之长的女孩的生计。她们大多来自农村，又以温州女最为闻名。有的就此沉沦，有的去学化妆并走上正经之路。按摩院就是一个转换器，使那些漂泊尘世的女孩们接触到大城市的文明与丑陋。她们还能利用劳动所得学习电脑、化妆、服装等技能，同时支持她们的亲人走出贫困，支持她们的兄弟姐妹接受高等教育。
　　如果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城市化、需要驱除愚昧，需要给三农问题一个小出路，需要给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一个解决之道，居民楼的一层全都变成按摩院又何妨？

十八 那些没有思想的评论家们
　　
　　常常看到很多社会学家和文化评论家出镜，指点江山，激扬话语，粪土当今社会现象，俨然是明星了。他们经常出镜，也就养成了一些毛病。有的是新养，有的是痼疾。
　　其中之一是语速飞快，如同印钞机，仿佛生命即将结束必须赶紧把遗言说完。这样的语速，似乎是在掩饰着什么。
　　另一是靠举例拖延时间，并可取代自己的想法。也许根本就没甚么想法。经常作客电视栏目之后就会形成一个习惯，那就是把做节目当成拉家常。
　　还有就是不断地说车轱辘话，越是同义反复，越是不知所云。
　　这里最典型的莫过于周孝正了。他的出镜率实在太高，其思想水准也就接近于影视明星水平。虽然老夫聊发少年狂，但实在难于听到什么新东西。他让我经常联想到学校里的教导主任之类的人物角色。他似乎也学习了西方很多人文理论，却不能融会贯通，更不能发出自己的思想之芽。
　　他评论网络新偶像的时候，那些几乎是喷着唾沫发出的论调不仅毫无新意，而且自相矛盾。可参见博客网肉唐僧的文章《周孝正，你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有什么作用？！》（http://bbs.bokee.com/p719294.html）。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周孝正之类的社会评论家具有思想吗，我们真的需要他为我们提供一些新东西吗。
　　如果一个栏目策划对这些评论家说，如果您没什么独到的见解，就别上节目了，那么估计这个节目也就主持人一人跟那儿干讲吧。
　　应该说，我们的精神生活还没有丰富到需要每天听到新思想、享受新文化、消费新艺术的地步。我们只需要有个人来替我们把道理摆摆，把我们自己想说又懒得说的废话给倒出来。
　　于是，周孝正、郑也夫之流就粉墨登场大话天下了。所以这社会上才有那么多外国产品的代理，才有那么多思想的二道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