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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万物 美化地主丑化农民
记录与生万物描绘的不同历史上真实的山东

驳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错误言论——以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为例
苑朋欣1
(1.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临沂276005)
摘要：从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来看,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及其所占有的土地、财产,肆意对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贪婪成性、凶狠残暴、作恶多端。大量事实表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根本没有什么合理性,地主也不是什么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广大农民在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生活困苦、饥寒交迫,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就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
关键词： 减租减息运动 山东 地主 农民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24)02-0124-07

近年来，有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公然掀起了一股为已被人民群众推翻的封建地主阶级翻案的逆流。这些人肆意歪曲历史，声称地主“这一阶层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1] ，“是漫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亮点”，“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这种租赁关系有相对的合理性” [2] 。在他们看来，“地主们尖酸刻薄的形象似乎很难站住脚”，“地主中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 [3] ，“地主与佃户之间关系颇好，没有地主无理压迫佃农的事情” [4] 133。这些言论无疑是错误的，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思想的迷惘与混乱，对此我们不能不做出回应。因此，本文拟以减租减息前山东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史实为依据，对以上错误言论进行批判。
一、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合理吗
近年来，有些人极力淡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甚至无视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事实，鼓吹地主剥削农民合理，声称“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这种租赁关系有相对的合理性”，其主要依据是：地主老财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率”只有30%左右，而不是一向所流行的50%甚至更高 [5] 71；主佃双方“契约中没有显示出一个集团或个人强加于另一个集团或个人的经济意志”，“超经济的压迫剥削较为少见” [4] 132–133。关于地主对农民剥削是否残酷、是否合理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事实进行论证。
（一）地主老财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率只有30%左右吗
事实上，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地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从减租减息前山东根据地鲁南、滨海、鲁中、胶东、渤海等战略区的租佃关系资料看，地主老财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率”没有低于50%的。据亲自参加鲁南区减租减息运动的滕峄边县委书记穆林回忆：在鲁南，佃农租种地主土地，在承担全部人力、畜力、种子、肥料的情况下，要把所获粮食的50%交给地主，即所谓对半分粮。当时，他曾多次邀农民一起算账，“结果农民所分得的粮食和他的投入折价计算，投入一般都大于所得” [6] 498。滨海区莒南县普遍流行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对半分粮，即佃户租种地主土地，一切农本如种子、农具、肥料等由佃户支出，收获的粮食、柴草由地主和佃户均分；若佃户使用地主牛犋，分粮时则须将牛价折粮扣下，牛草随牛 [7] 87。莒南县的情况大致能代表滨海区。在鲁中区，租佃关系的种类很多，其剥削情况也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1)“大份子牛”，即佃户承担耕牛、肥料，收成后粮食、柴草由租佃双方平分，每户至少佃地30亩。(2)“里份子牛”，即佃户出肥料，地主出耕牛，收获之粮平分，柴草归地主。(3)“分租地”，即种子、农具、肥料是佃户的，牛是地主的，所得粮食由地主佃户平分，柴草均归地主；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是佃户的，所得粮食双方平分。(4)“定额租”，即由租佃双方订立契约，一般规定租额为每亩400斤左右，无论天灾人祸，收成好坏，均须交租 [6] 81–82。可见，该区“地租剥削率”亦没有低于50%的。胶东区土地比较分散，但封建剥削并未因此而减轻，普遍流行的租佃形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定租制”，以实物地租为最多，部分地区为货币地租，或工役地租，其租额一般占土地总产量的50%—70%，部分高达80%—90%。佃户承租土地后，不管天灾人祸，一律照定数交租。二是“分种制”，通常由佃户出种子、肥料、农具等农本，个别由地主出全部或一部分农本，收获物租佃双方平分，其租额一般不低于定租 [6] 450。据曾参加减租减息斗争的渤海区党委青委书记朱永顺回忆，渤海区地主把土地租给佃户耕种，其要得到收成的六七成，甚至八成 [6] 524。
由上可知，不管租佃关系如何，其地租率都是相当高的，地主老财对佃农的“剥削率”仅正租一项就不低于50%，根本不是某些人所谓的30%。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标榜实行“二五减租”，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40%”；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亦推行“二五减租”政策，规定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照原租额减去25%，减租后，各类地租的租额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0%，最大不得超过45%。从这些政策也可以看出，当时地租率绝不是30%，不然颁布这些减租政策将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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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主对佃农强制性的额外剥削
租佃关系中存在超经济强制是近代中国租佃关系封建性质的重要标志。有些人认为“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主佃双方契约中没有显示出一个集团或个人强加于另一个集团或个人的经济意志”，“超经济的压迫剥削较为少见” [4] 132–133，是对佃农普遍遭受地主强制性额外盘剥的无视。
事实上，山东各地普遍存在着强加于佃户的种种额外剥削，如滨海、鲁中、鲁南就流行着“捎种地”“份子粮”“双除种”“拨工”“送礼”等超经济剥削现象。“捎种地”就是佃户毫无报酬地为地主代耕一定数量的土地，有的地方又称“白带地”，是地租外的一种额外剥削，几乎所有佃户都须无回报地为地主白种几亩地，其面积大小一般为地租地的1/10左右。“份子粮”是地主将陈粮摊派给佃户吃，秋后令其用新粮加倍偿还。凡是使用地主牲畜的佃户，都得吃“份子粮”，“份子粮”春吃秋还，不准不吃，不准少吃。各户吃多少以牛而定，普遍是每犋牛须向地主借小麦二斗半，高粱、大豆各3斗，?子12斗；有牛一头者折半，麦收还麦，秋收还秋粮，借1斗从公堆上还4斗。即便佃户有粮吃不借，也要如期奉送。“双除种”，即种时由地主出种，收后从公堆上除以种子的两倍（双除）偿还地主，也就是借一还二。“拨工”，即佃户为地主服役，每年少则几十天，多至百余天，凡遇地主修筑、砍树、婚丧、探亲、上坟添土、打更、运输等佃户都要拨工，离地主近的还要替他扫雪。拨工的原则是牛多人多的多拨，一犋牛有三个壮丁者，平均每年须出300个工上下，一个壮丁者亦须出100个工上下。不管闲忙荒乱，叫着即得去。“送礼”就是佃户必须给地主送席、簿、炊帚、笤帚、瓢等物，有时还要送鞋底。有的地主还以规矩的名义要佃户在年节前送年礼，一般是一对鸡、二斤干粉、二斤鲜鱼及其他新鲜食品 [8] 47–48。如果佃户不送或送礼未使地主满意，就会受到撤佃转租的威胁。胶东地区亦存在各种地租外的额外剥削：一是“涨地出租”，即将地亩以少作多出租，如以八分当一亩、二亩半当三亩等，这种剥削方式变相提高了租额。也有不少“二地主”以虚亩转租，从中剥削。二是“代负担、代银两”，即租地一亩，除了应纳定额地租，还须代地主承担某些负担，或代交田赋银两若干。三是“干拨工”，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佃户租种土地，定租之外，加几个“地工”，地主可以在农忙时随时使用；另一种是佃户给地主无定数地随时服役，不给工资，男的给地主做工、耕种、挑水、扫院子、接送出嫁的闺女，女的给地主做饭、洗衣服、看孩子、做零活等。四是逢年过节，佃户须给地主送鸡送肉及鲜鱼、水菜等。此外还有约定地租时交押金、先交租再耕地、看庄稼长得好随时加租、收租用大升大斗、每亩额外收秸草等种种额外剥削 [6] 450。
由上可知，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存在着花样繁多的地主对农民的额外盘剥。此外，1940年11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颁布的《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地主对佃户之无偿劳役及指粮讹算之陋习，一律禁止。” [9] 53这一政策从侧面表明，地主对佃农的额外剥削是真实存在的。高额地租再加上地主强加于佃户的各种额外剥削，使得佃户把收获的绝大部分交给了地主，自己则所剩无几，其残酷性和不合理性不言自明。

二、地主中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吗
近年来有人极力美化地主阶级，认为“地主们尖酸刻薄的形象似乎很难站住脚”，“地主中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 [3] ，其论据主要为：地主的家教就是做人要“厚道”，“无论丰歉，租子是绝不会收足，总归是要减的”，“地主对佃户并无绝对优势，无法使用□□逼租” [5] 67–71。事实果真如此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无论丰歉，地主都要减租吗
有人以地主的减租行为证明其做人厚道，是心地善良的好人。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年成不好时，个别地主会减租。但更多资料表明，在天灾人祸、穷人少吃缺穿的时候，一些地主并不会减免地租。例如，土改时，铜北县俞庄乡（今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三堡镇俞庄村）农民在控诉地主过去怎样对待他们的时候说：“过去穷人每年春天饿个半死，没见过地主可怜过咱……交地租时，别说少给他，给他孬点也不行。” [10] 309
农民租种地主土地，不管年成好坏都要按期如数交租。如文登望海隋家（今山东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金岭村）佃户倪玉琢全家有5口人，1937年共租种12亩地，因天旱歉收，欠租20升，为还清欠租，其先是无奈卖掉了9岁的女儿，自己则流落异乡，乞讨为生，后又将妻子典给他人，无力赎回，最终自己和孩子皆病饿而死 [15] 121。德县曹村区温家庄（今山东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宋官屯镇小温庄村）老佃户吴荣城租了该县大地主王绍义家8亩半地，每年按9亩缴租。1940年遭了蝗灾，庄稼颗粒无收，在地主王绍义的逼迫下，他卖了6岁的亲生儿子宝珠才交清了地租 [16] 。桓台县新城（今山东淄博市桓台县新城镇）大地主耿筱琴有地1100余亩，几乎全部以定租形式出租给佃户，“他所定的租子数多数是丰收年景才能交够，佃户们才能多少有剩余，如果是歉收年景就是把所收的粮食全部交给地主也不够地租” [12] 11。栖霞县（今山东烟台市栖霞市）大地主牟二黑子家的“地租是固定的，不管年景好坏，到时候少交一粒也不行”。此外，牟二黑子的斗也非常特别，其收租时用大斗，每斗比正常多l升。小卧龙村（今山东烟台市栖霞市庄园街道小卧龙村）佃户范春生1936年租了牟二黑子8亩地，地租两石，但这年因灾收成不好，范春生东借西取才把粮食凑齐，但牟二黑子硬逼他在风头上把粮食扬3遍，然后用大斗称量，3石粮成了1石5升 [17] 733。
由上可见，有的地主不仅不会减租，反而为了多收地租，变着花样对佃户巧取豪夺，其形象尖酸刻薄，与心地善良、乐善好施根本不沾边。

（二）□□逼租是地主常用的手段
从□□逼租也能看出，地主绝非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在农民因家庭困难而无力还租时，□□逼租是地主常用的手段。如日照县涛雒（今山东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地主丁史炎要他的小舅子伪区队长程仲和派区队在腊月三十日去湖西头催租，到那里把佃户过年的东西全部抢去。还逼着佃户不交租即不得过年，押了好多人去。派二区队在夏路沟（今山东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夏路沟村）催租，30多佃户因交不出租而被打，佃户刘太石被打掉了门牙，杨文田被打得屎都拉在裤子里”。王家楼子（今山东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王家楼子村）佃户送租粮晚了几天，即遭大地主外号“十二很”一顿毒打。大地主丁均石的总管丁立广骑马到林子头（今山东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林子头村）催租，追打佃户，吓死了丁维焦家的一个小孩 [17] 760–761。在利津县（今山东东营市利津县），“城区地主崔景和大年初一去刘福兴家中逼债，登上刘的‘家堂’供桌，给刘叫魂，临走时剿走了刘家的供菜” [18] 2。大店（今山东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大店村）佃户慕顺因欠“五柳堂”地主3斗“份子粮”，被抓进监牢，还被霸去了14亩好地 [14] 136。佃户遇上灾年，欠下地租，年终岁末被地主上门催租逼债，“农民无力交租，被抄家、封门、关押者比比皆是” [6] 524。
可见，所谓“地主对佃户并无绝对优势，无法使用□□逼租”“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 [3] ，尽是谎言。
三、地主和佃户亲如兄弟、感情相依，没有地主无理压迫佃农的事情吗
一些人无视地主对佃农的残酷压迫，否认地主与农民间的尖锐矛盾，认为“地主与佃户之间关系颇好，没有地主无理压迫佃农的事情”，“地主和佃户甚至有时亲如兄弟、感情相依” [2]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揭锅锁门、大抹头
1946年8月，中共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在华东局群工会议上指出：“揭锅锁门、大抹头，就是佃户因一点小事得罪了地主，就将佃户财产没收，全家赶走。” [19] 231这种掠夺和压迫在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普遍存在。例如，渊子崖（今山东临沂市莒南县板泉镇渊子崖村）张振忠是莒南县大店地主的老佃户，租种了地主115亩地，某年因传染病接连死了3个小孩，全家大哭，哭声惊扰了地主六老爷，惹得其出来大骂，张振忠只是说了句“死了人还不许哭吗”，第二天便遭到地主借口锁门，张振忠“从地里跑来，给地主跪着哀求，无效，得邻舍帮忙，从屋里把一些东西抢到院里，来不及拾完，封条就贴上了，门锁上了，犁、耙、两条大牛、58亩麦子、57亩春田都没收了”，张振忠只好领着一家大小哭着走了，以后靠要饭、打短工为生。斗山区相河沿（今山东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响河崖村）王才，种“正心堂”地主80亩地，大儿子死了，地主要抽地，虽然王才哀求说：“我儿子死了，也耽误不了你的地呀！”但是第二天还是被锁了门，抹去一车、一犁、一牛以及40亩麦子。几辈子给地主干活的王才，就在腊月二十四冒着大雪，领着小儿，哭着悲惨地走了。魏仁成种“景德堂”地主5亩菜园，1933年某天其早起拾粪，因路窄，粪叉划了墙，“搅了老太太的梦”，地主便出来把魏仁成打得鼻破血流。第二天，5亩菜园100多畦子菠菜、50多沟葱、1000多颗大白菜全被没收。魏仁成一无所有，只好出外流浪去了 [13] 102。大店佃户张殿忠因送不起年礼，在腊月三十被地主揭锅封门，赶到野地里，饿死了3口人 [14] 135–136。这就是地主杀人不见血的揭锅锁门、大抹头，佃户的财权和佃权都得不到保障，“地主与佃户之间关系颇好，没有地主无理压迫佃农的事情”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二）佃户在地主面前毫无地位
佃户在地主面前地位的低下，也可以证明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般亲如兄弟、感情相依。在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佃农比地主“矮三辈”，根本没有人格尊严。如在大店，佃户管地主家人叫老爷、太太、少爷、姑娘，“而地主家的三岁小孩子也叫佃户小名，甚至五六十岁了也叫小名” [13] 104。文登梁氏庄园（今山东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万家村）有20户佃户，这些佃户娶妻要先送给主人太太看，佃户及其喂养的牲畜要随时为主人所用。东家死了人，佃户家的男人和牲口服杂役，女人穿孝衣按时去灵堂号哭，直到49天殡葬结束；东家娶亲，佃户全家服杂役。东家对佃户如不满意，轻则训斥、鞭打，重则抽地封门，赶出庄外 [15] 121。曹家庄是朱保地主王景喜家的佃户庄。王景喜兄弟三人分任大社长、二社长和三社长。有一年，二社长死了，三社长派狗腿子到曹庄下了三道命令：“一是男女老少一律穿孝，立神位吊祭祖；二是各家各户列队送礼；三是青壮年跪在灵棚内轮班守尸。”出殡的前一天晚上，他又给曹庄佃户规定了集合号令：“三声炮响，起床离庄；六声炮响，赶到朱保；九声炮响，进院听差。”许多人由于劳累不堪，又加上当时天气阴雨连绵，没有按时赶到，三社长遂破口大骂，命令团丁把迟到的佃户绑起来，吊在公议厅的树上，轮番抽打，每人至少挨40军棍，一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 [14] 448–449。通过以上地主无理压迫佃农的事情，不难看出，地主与佃户间的关系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更谈不上“感情相依、亲如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