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制钱
 
   说到银子，必然连系到钱。在《红楼梦》时代的日常语言中，“银子钱”是在一起的。钱就是“制钱”，是国家按制度铸造的钱，在当时生活中，是比银子更为广泛流通使用的货币。《红楼梦》中写到钱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里先举几则简单的例子：第二十四回写卜世仁的娘子对女儿银姐说；
   “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有钱借几十个，明儿就送了来的。”
   第三十七回写袭人到屋里拿钱：
   “……称了六钱银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钱走来，都送给那两个婆子道：  ‘这银子赏那抬花儿的小子们，这钱你们打酒喝罢。’”
   第三十七回写湘云准备开诗社作菊花诗，宝钗对湘云道：
“……一个月统共那几吊钱，你还不够使。”
 
这三则例子中都说到钱。首先说明钱的计算方法，是“个、十、百、吊(千)”，几个、几十个都带“个”字，几百、几吊则不带个字，直称“百、吊”。而“吊”后来变成钱的大单位名称。唐代元稹诗云；  “今日俸钱过十万”。宋代李易安《金石录后序》云：“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唐、宋之际，常以“万”称钱，至清代则再没有这种叫法，在千以上而是叫“十吊、百吊”了。如李慈铭《越缓堂日记》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记云：  “以敝裘质钱五十吊。”如以“吊”为“千”，则五十吊是五万，不说五万而叫“五十吊”，这就说明在清代“个”是钱的小单位名称，“吊”—般是钱的大单价名称了。
 
   以“吊”称钱，在清代是很普通的。但“吊”是不是就是千?  “一吊”是不是就是—千枚铜钱?这却变化很大。当时在外省有些地方是一吊等于—千的，而在北京却两样。康熙时施润章《睦斋诗话》记云：
   “今京师宴集，席赏率三十文当一百，亦古遗俗也。”
   同时人高士奇《天禄识余》云；
“今京师以三十三文为一百，近更减至三十文为一百，席上赉人，通行不以为怪。”
 
这就说明在当时三十文便算一百，那么一吊只有三百文了。北京过去有一句“说大话，使小钱”的谚语，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后来愈演愈烈，同光时李虹若《朝市丛载》“风俗门”中有一目《用京钱》诗云：
 
   “皇都徒把好名辜，大话连篇他处无，五十京钱当—吊，凭谁敏慧也糊涂。”
  
照施润章、高士奇的记载，袭人“又拿了三百钱走来”，这“三百钱”并不真是三百文，而只是九十文，或九十九文。照李虹若所记前引李越缦《日记》所记“以敝裘质钱五十吊”，这件破皮袄也不是真当了五万个铜钱，而只是当了一千五百文大钱。这就是说钱数时，京钱的虚伪处，“百、吊”都不是真实的。究竟实际数字是多少，这要看具体时间而定。大抵在清代前期零头比较少，越到后来越严重，为什么同光时五十文京钱就当“一吊”呢?这里除去京城中好讲空面子，爱说大话的习惯而外，还有—个具体原因：清代经济，康熙到乾隆这一百几十年中，相当稳定，所铸制钱“康熙通宝”和“乾隆通宝”，钱又大，铜质又好。在咸丰时，因太平天国战争影响，北京宝源局铸造当十钱。后来北京专用当十钱，叫大钱，实际上一个大钱并不真当十个制钱使用，民间通行，只当制钱二文使用。咸丰时习惯五百制钱叫一吊，一用大钱，名义上可“当十”，所以五十文京钱叫一吊了。
 
用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银换钱，以钱换银的问题。在《红楼梦》时代，北京街市上有不少钱铺、钱摊，专作银和钱的交易兑换的生意。  一两银子换多少个铜钱，这更是一年一个变化，行市涨落不同，有时钱贵，有时银贵。乾隆时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记银价道：
 
   “前明京师钱价，纹银一两，兑钱六百，其贫贱在零几与十之间。至祟祯十六年，竟兑至二千矣。时私钱过多，……凡兑钱铺对面付现，必如钦限，一两应卖二千四百，其一千四百，则于桌下私授，或少转再取，以掩人耳目。”
  
另据曼殊震钧《天咫偶闻》记载：
   “咸丰初银一两易钱七千余，同治初则易钱十千，光绪初至十七千……以后减至十千有余不及十—千。”
  
光绪时华学澜《庚子日记》闰八月二十日记云：
   “……索去银十两，带高福到伊铺，言明兑钱百二十吊，明日往取。”
   另据佚名《庸扰录》记云：
   “……言明各出—千钱入义和团去。按京钱一千，即南钱一百。”
   根据以上所引，可见清代银与钱的兑换比例的大概情况。这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下难以说情楚，顾公燮所说的“千”真是一千；后面所说的“千”则只是“一百”，所说“十七千、十一千”，不是一万七、一万一，而是—干七百文、—千—百文。不过就是指大钱，即可抵二文制钱的大钱而言，一千七百文大钱，即可抵当时三千四百文小钱。清初和清末的银价两相对照，大约可知《红楼梦》时代，在北京一两纹银兑换的钱数，当在一千数百文之间。第六十一回中写柳家的话道：
“就是这一样儿尊贵，不知怎的，今年鸡蛋短的他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
 
这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物价情况。如以一两换二千文计算，则一两白银可买一、二百枚鸡蛋，比现在应该便宜多了。但另外如以每文康熙或乾隆钱重一钱多计算，则一枚鸡蛋卖十文，即等于一两多黄铜，十六个鸡蛋就相当于一斤黄铜，这价钱又似乎很高了。把历史上的一个鸡蛋的价格，这样换算—下，也是十分有趣的。而实际这是夸大的报销价，包括层层贪污的钱。
 
  清代北京有两个铸钱的机构，一个是工部的宝源局，在东城石大人胡同；  —个是户都的宝泉局，在北新桥南大街路西。《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荣府元宵家宴唱戏开赏时有几句道：
“当下又有林之孝的媳妇，带了六个媳妇，抬了三张沉桌，每一张上搭着一条红毡，放着选净—般大新出局的铜钱，用大红绳串穿着，每二人搭一张，共三张。”
 
这段话中所说的“新出局的”，就是指宝源局、宝泉局新铸出来的铜钱。铜钱是外圆内方，所谓“孔方兄”，中间用很粗的短绳穿起来，叫“钱串子”。过年图吉利，所以这段话中说用“大红绳串”。另外还有放钱的工具，叫“钱版”，即用—块长木板，开成一排排的半圆槽，类似后代的洗衣板一样。当然，制钱不用之后，这些“钱串子”、“钱板”等工具，也就早巳成为历史名称，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号称“孔方兄”的小铜钱，从秦汉的“五铢、半两”开始，直到清代结束时溥仪的“宣统通宝”为止，作为法定货币，在我国流通了近两千多年。一下子说清楚它，是非常难的。过去专门研究古钱和货币史的著作不知有多少，这篇小文只不过就《红楼梦》中所说到的“钱”作一个简略的说明而已。千百年来的封建皇帝，几乎每个皇帝都要铸自己年号的钱。清代的钱，顶大的是顺治、康熙、乾隆年号的钱，顶小的是咸丰、宣统年号的钱。这种制钱在五六十年之前，还到处都有，现在又过了半个世纪，《红楼梦》中所说到的钱的实物，也不大容易看到了。若干年之后，将也同“五钵、半两”一样珍贵吧。这原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啊！
 
 
                               摘自《红楼识小录》（邓云乡）

4 黄金.金价
 
   《红楼梦》写到金器、金子的地方很多，有的不但说到金子，而且说到了金价，这是涉及到“经济史”、  “货币史”的问题。在目前世界上黄金价格猛涨的情况下，谈谈《红楼梦》中的金价，也是很有意思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词”，写宁国府过年的准备，有几句道：
 
 “正值丫头捧了一条盘押岁锞子进来，回说：‘兴儿回奶奶，前儿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里头成色不一，总倾了二百二十个锞子。’说着递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见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笔锭如意的，比有八宝联春的……”
 
   这一段金子写得非常具体，一包碎金子：包括残缺首饰，如镶珠宝的钗环等，珠宝掉了，只剩下—个金托子；零星金叶子、金豆、剪断的镯子、金块等；式样太陈旧的残缺的金锁片、金头面(即发饰)等；各种镶嵌物上掉下来的金饰，金玉如意上掉下来的如意头，镶金牙筷、乌木筷子上掉下来的筷子头，解手刀鞘上掉下来的饰件，衣带钩等；再有残缺金用具、金碗盖、金茶托、零星金钮子，碰扁的金碗、金杯等。总之都是些不成件的，不能再按照它原来用途使用，或没有保存价值的，因而都要回炉熔化，重新浇铸。所谓“里头成色不—”，就是这些碎残金器中，纯金的成分不同。过去金首饰，有所谓“足赤”的说法，意思是百分之百的赤金(赤金就是指纯黄金，另有紫金，是在“—氯化金”中加上“二氯化锡”的成分，金呈紫色。第十八回元春的赏，有“紫金笔锭如意锞十锭”，就是这种紫金。)。
  
    而实际旧时冶炼黄金，能达到“九九九”的纯度，基本上已是很好的纯金足赤了。而一般金器则大多是九八、九七，即金中总有百分之二三的杂质。再加镶嵌的金件都有焊锡、灌银等，更使各件碎金的纯度不一，所以用“里头成色不一”一句话而概括之。为了使一般读者了解金器的“成色”情况，这里引一条故宫博物院出售金器的资料。一九三二年故宫博物院分三次标卖一些残破金器，八月十二日第三次出售残废金质器皿，其中第一标是：
金八仙    九件    原镌二两平重量是三九—两四钱七分，原携成色八成。现称市平重量三八五两四钱四分。
 
得标商号是宝源分店，其投标情况是：
剔除灌铜、银块、质锈等重量五钱六分。净得重量三八四两八钱八分，所投每两成色是六八三二(较原镌八成低一一二八)，折合足金是二六二两九钱五分零零一丝六忽(即两后计六位小数)，每两价值是一O二元一角，总标价是二六八四七元—角九分。
 
以上资料是从《故宫博物院三次标卖残废金质器皿经过情形》一书引用的，可以看出残缺金器剔除杂质及折算成色的情况。当年银钱及金饰业在收入金银的时候，总是压低成色，这样自然可以获得利润。而在付出金银实物时，总是抬高成色。当年各种金器首饰等，在底部均镌有印记，如“足赤”、  “九金”等。故宫所售之金八仙，原镌“八成”，就是当年浇铸这套八仙的商号所镌，对成色自有抬高处，而出售时投标商号，对其成色又有意压低一成多，一出一入，就是百分之十以上的金价被商家无偿地巧取了。宁国府用碎金子倾成锞子，除去实际应付的费用而外，商家从折合成色上获得的利润，要比应付的工资多得多。
 
     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碎金子，“总倾了二百二十个锞子”，“倾”就是把碎金子在炉上熔化成金液，然后再倾入各种花样的模子中，冷却后翻出，就是所说的“梅花”、  “海棠”  (指形状)、  “笔锭如意”、  “八宝联春”  (指花纹)等小锞子。“锞”字，旧时标音：古火切，音果，或苦瓦切，音职。俗音则读成“课”字，即金银“锞”子，读成去声。过去作为货币交流的金银，名称有“元宝”，简称“宝”，“锭子”，简言“锭”，即“铤”字，再有就是“锞子”。  “元宝”，宋代是钱名，宋太宗赵光义淳化改元(公元九九O年)铸钱，亲笔书“淳化元宝”。终宋之世，“元宝”都是钱名，无金银元宝名。银元宝是从元代开始的。《元史&【文章详情】《一生，一梦》;;杨提传》：“以提为诸路交钞都提举，提请以银五十两铸为锭。文以‘元宝’，用之便。”
 
    赵翼《陔除丛考》所考“元宝”，与此基本上一样，又推论到金章宗承安五年。自元代以后就把大的马鞍形银锭五十两者一般叫作元宝了。十两、五两叫作“锭子”，就是古代的“铤”字，小的一两、二两叫作“锞子”。一百五十多两金子，倾成二百二十个锞子，每个重量七钱不到。这七钱不到的小金锞子，每枚值多少钱呢?当时的金价如何？在这一段中末写明，但就在同回书另一段中却写到了。乌进孝来送年租，进来见贾珍、贾蓉，乌进孝笑道： “……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呢？”贾蓉等忙笑道：“……就是赏，也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多两银子，够什么？”  再有第六十九回写凤姐的话：“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百银，使剩了还有二十几两，你要就拿去。”
 
    这两则都写到了当时的金价，虽然不够十分准确，前面贾蓉说的一千多两，是举个成数。后面三百银，是三百两才象话。银数具体，但两个项圈多少两未写明，而且是“当”，价钱要比卖少得多。但是把他二人的话略作分析，还可以看出当时的金价。贾蓉所说一百两金子，一千多两银子，  “一千多”，虽系未定词，但习惯是指一千出头，即一千零几十，到一千一二百，如系一千五或以上，就不便说“一千多两”了。两个项圈当三百两，卖自然不止，以加百分之二三十算，即每个值近二百两，如系纯金，按贾蓉所说价格，则重量在十五两左右。作为一个项圈，是套在脖子上的，感到似乎重些。但在当时，这样重的金首饰是不希奇的。四五十年前，见人家保存的清代中叶的三股拧麻花镯子，每只有重五、六两的。因之十五两的金项圈，在当时也是实在的了。
 
    我国金价，在古代因为度量衡不统一，远古的情况复杂。近古明清二代是十分清楚的。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元史 食货志》：至大三年九月钞法，银钞一两，准黄金一钱。明时则以汉例为五换。合州(王世贞)史料笔记云：永乐五年，金一两折钞四百贯，银一两折钞八十贯。”
 
    这是明代初年的官定价格，是与大明宝钞的兑换率。实际在商业上有涨有落，金价是浮动的。钱泳《履园丛活》中记云：“顾亭林《日知录》记明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四两易黄金一两。十八年后，金一两当银五两(按此换算率同俞正燮说的一样。不过对钱数的说法不同。俞正燮所说八十贯，实际是八百文铜钱。)。永乐十一年，则银七两五钱，万历中，犹只七、八换。崇祯中，已至十换矣。国朝康熙初年，亦不过十余换。乾隆中年，则贵至二十余换，近来(指嘉庆、道光年间)则总在十八九、二十换之间。”
 
    另据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所记：  “乾隆时金价二十换，见陈辉祖案明谕，视明末已倍之矣。”可与钱记参看。而且这里所说是乾隆中年，金价贵至二十余换，可能指作成的首饰、器皿等。而乾隆前期—般金银换算，如贾蓉所说，似较此为低。《清代野史大观》卷十二曾记有乾隆时一案例：“西峰寺案”，内中反映出当时金价。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步军统领绵恩奏：西山戒台寺北西峰寺截发修行妇人，法名“了义”，俗姓张李氏，顺义县人。装神治病骗钱，由其寺中查出金六十四锭，重二百八十两，银二千六百两，金镯四只，计重八两。据招认：“户部员外郎恒庆(原任山西巡抚图思德之子，现任户部银库员外郎)之妻宜特莫氏，素患痰喘病症，亦经民妇忻祷痊愈，宜特莫氏每月给养瞻银四、五十两不等。又听从民妇令舍银一万七千余两，重修石厂地方三教寺，又添筹金子二百八十两，合计共银二万余两。”
 
    所说二万余两，最多亦不过二万—二千，不会到二万五千两。已付一万七千两，距二万余两，所缺之数，在三千到五千两之间，以二百八十两黄金补足。如以三千两计，每两黄金不过白银十两七钱；如以五千两计，则每两折合白银十八两多。接近钱汰所说的“十八九换”。而与贾蓉所说的又稍有距离。因一百两金子等于一千八百两白银，则不好说是“一千多两”了。而风姐说两个项圈当三百两。到当铺里去当金器，那在当年是最硬气的“当头”，如当价只照实价低二成，则项圈实价三百六十两，每个一百八十两，则仍是十两重一个。较前面所分析，项圈重量要轻五两。不过这已是在《红楼梦》成书近四十年后的金价了。在《红楼梦》时代，即乾隆初年，据分析，金价应在十两白银以上，十五两白银以下，这样比较接近真实些。以之解释贾蓉的话和风姐的话，都是讲得通的。
 
    金子是不断上涨的。即以白银来兑，其比例也越来越高。清末华学澜《庚子日记》十一月初八记云：“魏玺亭世兄来，言由昌平州始回，黄金四两为其乡人强借二两，其二两易银不及六十两。”
 
   所谓“不及”，是说卖得便宜。然卖得便宜，也已合到二十两换一两，较之《红楼梦》时代，黄金的实际价值，已增加了一倍以上。这距《红楼梦》时代，不过—百三十年左右。再过三十多年，即一九三二年，故宫博物院标卖残废金器的时候，如前所引，每两是一百零六元现洋，以每枚银元“七钱二”折合，那也足足要合到七十来两白银才能买到一两黄金。较《红楼梦》时代，实足上涨五倍左右，较庚子(一九OO年)时，也足足要上涨一倍多了。其故安在呢？这要经济学家、货币学家来讲出个所以然了。
  
                                      

 6.黄金器皿
 
黄金从古就是贵重的金属，一般人家，妇女有点金饰、钏钗之类，这都还是常见之物；至于以黄金打造生活器皿，这就不是一般富有之家力所能及，是非豪门贵戚莫办的了。二十年前，有一次暑假刚回京，正赶上为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在故宫举办“《红楼梦》展览会”，沈从文先生预先告诉我，可以去看看。我去参观了三次，看到展出的黄金大海碗、黄金酒杯等等。各种式样的金饰虽然见过不少，但这样大的黄灿灿的黄金大海碗，的确是平生第一次看到。在感慨之余，自然又丰富了我看《红楼梦》的感性知识。不过在《红楼梦》中，真正写到黄金器皿的地方也还并不太多。在前八十回中，第四十回写刘姥姥逛大观园，凤姐、鸳鸯作弄刘姥姥，吃饭时：“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刘姥姥。”
 
第五十四回写宁国府过年时道:“擦抹几案、金银供器。”“当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鳅錾金珐琅大火盆。”而这三样金制器皿，第一种筷子是镶嵌在象牙上的，第三种大火盆是流金珐琅的，都不能算真金器皿，只有第二项的金供器，虽然写的比较概括，但既称“金供器”，那多半是黄金的，即使是九成金、八成金，也通称为真金。所谓“供器”，是放在供桌上祭神、祭祖的器皿。一般有五供、七供之分。五供是一座香炉，一对蜡扦，—对香筒，共五件；七供则再加两只“花插”，供佛花。在高鹗的续书中，于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时，查抄贾赦物资清单上记有不少金器皿。除去镶金、镀金者而外，计有：“金佛一尊……淡金盘四件，金碗六对，金抢碗八个金匙四十把。”
 
先把这几宗内专用名词说清楚。“淡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中有注解云：“颜色谈，成色较次的金子。”对“金抢碗”则未加注解，什么叫“金抢碗”呢?是俗话，即由碗底成直线向上叉开的那种碗，口很大，很浅，老年间用这种形状的碗盛莱。现在这种形的碗，即使在瓷碗中也很少见了．《天水冰山录》中在“纯金器皿&【文章详情】《一生，一梦》;;盘碗”项下记有两宗：“金素折碗三只，共重三十三两六钱。金法蓝大折碗二只，共重五十两零六钱。”
 
什么是“折碗”呢？我怀疑是“抢碗”之类。另外有人说“金抢碗”就是“枪金碗”，这种说法是讲不通的。因为“枪金”、“枪银”，虽然也要用真金、真银，也要放在坩锅上烧炼，但那毕竟是漆器，而非纯金器皿。据陶宗仪《南村缀耕录》所载，其“枪金银法”是这样的：“凡器用什物，先以黑漆为地，以针刻划，或山水树石，或花竹翎毛……日晒后，角挑挑嵌所刻缝隙，以金薄或银薄…铺已施漆上……甘锅内熔锻，浑不走失。”
 
据此，可见“金抢碗”不是“枪金碗”。现在读者看所写金器皿，已经有些光怪陆离之感，世界上真有这种事，用金子作饭碗?虽然人们俗话中常有“金饭碗”的说法，而在人们的思维中，则总觉得这是夸张形容的说法，客观上不一定真有，而岂不知在封建专制社会中，两极分化，豪门贵戚与普通百姓贫富悬殊之巨，是一般人，尤其是现代的读者无法想象的。高鹗所写宁国府被查抄的那份清单，那点点金器，实际还是很不相称的。曹雪芹在第五十三回写宁国府过年，倾铸预备赏人，给押岁钱的金银子，一倾就是一百五十多两黄金。而高鹗写的查抄贾赦的物资清单，赤金首饰只一百二十三件，淡金只一百五十二两。金碗等数日都很少，似乎在暗示是在西平王、北静王的庇护之下不少东西都隐匿了。不然，贾赦、凤姐都是荣、宁两府中极善聚敛、极为殷实的户头，怎么会全部金器，只和宁国府一次节赏的数字不相上下呢?因为明、清两代豪门贵戚之家，其黄金器皿之繁多，数量之巨大，即使现在拿到国际上看，也是十分惊人的。《天水冰山录》载查秒严篙家纯金器皿，件数高达三干一百八十五件，重量高达一万一干零三十三两多。如以现在国际价格每盎司八百美元计，其价值不算艺术品价值，仅以黄金重量计，也要价值一千零五六十万美元了。宁国府、荣国府所抄之物，比起严分宜来，那真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明代后期，江南一带乡宦豪绅家中，穷极奢侈，特别要用黄金器皿来夸富。明代嘉靖时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记云：“吾松士大家所用酒器，唯清河、沛国最号精工，沛国以玉，清河以金……必求良工，仿古器仪式打造，极为精美，每一张宴，粲然眩目。”
 
同书又记嘉兴情况云：“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护，金滴嗉(按即‘嗽口盂’)，是日客有二十亲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闻其家亦有金香炉，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
 
封建时代，最尊贵富有的是皇上，在使用器皿上，有特殊规定。何良俊说他嘉兴友人家“僭侈之极，几于不逊”，那就是不唯奢侈，而且“僭越”，几乎要构成“不逊”的罪行了。那就是大逆，弄不好要杀头的。可见黄金器皿在当时既能眩耀富责，又足以招来杀身灭门之祸，是十分危险的。昔人记严世蕃事云：“严世蕃当藉没时，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轻细洞彻。有金溺器，象牙镶金触器之属，当政恐骇上听，令销之，以金数报而已。”豪势贪婪，穷奢极侈的情况，连抄家的官吏看着都害怕，还害怕吓坏了皇上明世宗，这可以说是黄金器皿危险故事中最严重的了。
 
黄金器皿，最多的还是酒具餐具。明万历时，抄没张居正家，有金器皿六百十七件，重三千七百一十两。抄没太监钱宁家，有金银汤壶四百，金银台盏四百二十副。这些都没有细日，也都是酒具、餐具，严嵩家被抄的也都是壶、盂、杯、爵、盘、碗、羹匙等。
 
金子是很重的东西，作成器皿，其实并不实用。《天水冰山录》有—宗：“金大婉三个，共重九十七两七钱七分。”每个碗要重二斤多，试想，这样重的碗，比锅子还重，使用起来，多么不方便呢!
 
   封建时代，最大的豪门，是皇帝，所谓“要要真富贵，还得帝王家。”封建皇帝把全国所有的财产都看成是他家的私产，因而皇帝就可以用黄金打造一切器皿。远的不说，就说近代的吧，曼殊震钓《天咫偶闻》中记有光绪结婚时的妆奁单子，其中金器皿有：
      金大元宝喜字灯    金福寿双喜执壶、杯盘成对
金粉妆成对    金海棠花福寿大茶盘成对
金如意茶盘成对    金神寿碗盖成对
金胰子盒成对    金点翠红白玛瑙盆景成对
金转花洋钟成对    金四面转花洋钟成对
金小元宝喜字灯成对    金油灯一件
金漱口盂成对    金抿头缸成对
金喜字羹匙成对  金喜字叉子成对
金漱口盂成对    金（上“大”下“多”）斗一对（按即“大酒斗）
金洗手盆成对
 
把光绪结婚时妆奁中的金器皿抄在这里，对于理解《红楼梦》中黄金器皿的实际历史情况，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而且这也只是清代的一个倒霉的皇上结婚的妆奁中的金器，如把其他皇帝的妆奁单子都找到，把那些金器皿的名称都抄全，那真是不可想象的了。
 
一九三二年前故宫博物院标卖残废金质器皿，在其细目单中，除—般元宝、如意、碗、筷、匙之外，还有：“金火锅四个、金炉二个、金杵臼一份、金盆二件、金盒一件、全碗架四十四件。”
 
   只看看这些金器皿的名称，就可以使一般人感到很惊奇，而实际这也不过只是—点点残余破烂而已。几百年来，紫禁城里面聚敛的，聚敛而后又穷奢极侈地糟蹋，糟蹋的过程中再中饱某些爪牙的贪欲……那些用民脂民膏锻炼成的黄金器皿，真是无奇不有，其数字是无法计算的啊。《红楼梦》中所写到的金器，所写到的各种有关黄金的情节片段，也正是历史事实的反映，是全豹之一斑，是沧海之—滴。单从《红楼梦》与黄金来说，读《红楼梦》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读历史文献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红楼梦》的实质
 
 
                                              摘自《红楼识小录》（邓云乡）

8.当票
 
当铺的营业性质，照现在的商业关系来说，是一种抵押放款的性质，而且是定期抵押放款。在押物与借款之间，要有一个凭证，那就是“当票”。《红楼梦》第五十七回写湘云拿着岫烟的当票，跑到潇湘馆，“口内笑道：‘这是什么账单子？’黛玉瞧了，不认得。”
 
结果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还说“这个乖不是白教的”。这段文字写得十分生动，但是有的人看了产生怀疑：湘云虽是侯门闺阁，不懂市井的商情，但她却是大观园中才思敏捷、数一数二的诗人，不知道当铺固然可以理解，难道不认识上面的字吗?怎么能对着当票一点也不认识呢?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但如看见实物，这怀疑便会迎刃而解了。可是二百多年前的当票，现在天地间纵然还有，也是一般人无法看到的。为此，还需要解说一下：
 
当铺每天开门，接受顾客当号。当者进来，把要当的东西送上柜台，朝奉看过。比如说：一件羊皮短袄，你要当三两银子。他认为可以，便接进去，对写账的先报上货名、银价，账上先生便开票、付银，登流水贴，编号，送库，都依次办好，朝奉便拿了当票和三两银子付给你。你接过当票—看：除去印刷的字认识外，其它墨笔写的字，大多都不认识。这也是湘云不认识当票的原因之—。为什么呢?因为当铺开当票时，物品名称、银钱数字，都用—种当铺行业中特殊的文字，叫“当字”。
 
当票大约长五寸，阔四寸，用厚皮纸印刷，十分柔韧，不易破碎，便于保存，用蓝色木板水印。边框顶部是梯形横格，由右向左横印字号名称，如“恒舒当”“裕福当”等等。横格下三行竖格：第一行写物品名称，第二行写银钱数字，第三行是年月日。字号地址印在框外，顶部梯形斜边有时分别印两行楷书，什么“富国裕民、童叟无欺”等等。其中下面三直行，都是临时填写。除年月日用大写数字注明外，其它两项都用“当字”填写。
 
“当字”，第一是用种特殊的草法来写；第二是变体，有的只写一半，有的改换名称；第三是物品再加贬语，真的说成是假的，好的说成是坏的。草形变体如衫写成“彡”袄写成“夭”，棉写成“帛”等等，改换名称如皮袍写成“毛夭”，花梨紫擅写成“紫木”，玉器写成“假石”等等；物品必加贬语，如皮货必写“虫吃鼠咬，光板无毛”，衣服必写“油旧破补，缺襟烂袖”，金器必写“冲金”，银器必写“潮银”等等。银钱数字“壹贰”到“仟佰”，自然都是大写，而写起来很特别，第一个字特别大，下面数字写的又草又密，只有当铺内部的人认识，生人是无法识别的。
 
清代南方开当铺的都是徽州人，北京开当铺的则大多是山西南路祁县、太谷、平遥人。由当家的(即经理)、到头柜、二拒直到管库、看门、打杂都是同乡人。他们对顾客说官话，—回过头来便打乡谈，当号的人是—句也听不懂的。到当铺去学徒，第一步就是学着认“字”，写“当字”，这是到当铺中学生意的主课。一定先要把“当字”学会，才能当伙计，站柜台。认识“当字”之后，还要学会各种暗语，学会认识各种货物，才能做一个称职的当铺伙计。
 
一张小小的当票，票面上的文字写得这样神秘，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当铺从历史上沿习下来的一种保密办法。当铺在清代是一种特殊的生意，一般买卖开张、歇业都不必申请官庭批准，唯有当铺不同。它要向官府领一种凭证，叫作“当帖”，没有当帖，只能开非正式的小押当，而不能开正式当铺。领了“当帖”开的当铺，每年要向官府交一笔税，当铺里的伙计也就可以叫“朝奉”了，所印的当票，也就是奉官的证券了。其保密的神秘性，也是这种奉官生意的特征。空白当票一经填写之后，照例要用该店的图书，图书照例是八分见方的木质或牛角图书，宽边细篆字，成斜角地盖在中间一行钱数上，不是盖一个，而是盖三、四个，把一行钱数盖满为止。
 
当票上不写当物人的姓名，因此—张当票随便落到任何人手中都可去赎取。当票是不挂失的。遗失当票的人自然是很急的，所以在五十七回中写薛姨妈道：“那必是那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回来急的他们找……”
 
“当票”用现代的经济术语说，是一种有价证券，因此它可以出卖。用当头去当号的价值，一般都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即值十两银子的东西，只能当五两。当号的人要赎号时，钱不够，或者根本没有钱赎，或者不但没有钱赎当，同时还等钱急用。这时便可出卖当票，价钱自然十分便宜。如价值五两的当票，只能卖一二两，买者买当票付出一二两，赎当时，加上利钱，还要付出七八两，合起来也就等于物品原来的价钱了。
 
当铺在《红楼梦》时代，一直到后来，也有两种。一种是领了当帖的正式当铺，一种是未奉官的小押当，都开当票出来，正式当铺的当票有信用，有时借款时，还可作为短期的，如一两月的抵押品。而小押当最近似于借高利贷、放阎王账的人，在当时也不算规矩生意。正式当铺不敢收的东西，小押当利钱重，敢收。所以当时官庭追查贼脏时，常常是把小押当作为重点的。
 
史湘云、林黛玉虽然都是大观园中的才女，却不认识“当票”。一方面不懂“当票”是什么，过去没有看见过“当票”；二方面也的确不认识上面写了些什么，不认识那些“当字”。而旁边的那些人，虽然认识“当票”是什么东西，却也不见得都认识那些字。因此“当票”丢失后，第三者拾去，如果不是内行人，不识“当字”，不知道当的是什么东西，冒冒然拿了到那家当铺去取赎，柜台里面伙计一问：“你当的是什么东西？”便瞪目不知所对，真假立时就可揭穿了。这也是“当票”带有一定保密性的好处吧。

谢谢楼主，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