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录入] —

第三章

我回家过暑假，既无计划，又没钱。为了付期末的费用，我已经把欧米加牌的屏风以十镑代价卖给了科林斯，这笔钱现在只剩下四镑；我最后的一张支票在我的账上已经透支了几先令，银行通知我，不得到我父亲许可，我不能再支钱了。要到十月，我的下一笔津贴才能到手。这样，我就面临着黯淡的前景，我左思右想，对前几个星期的挥霍浪费不免有点懊悔。

我在学期开始时付清了大学的膳费和杂费，手头还有一百多镑钱。现在这笔钱花光了，我在商店的欠款还分文未还。那些花费其实没有必要，丝毫乐趣也没有得到；那些钱都白白浪费掉。塞巴斯蒂安常常取笑我——“你像个赛马的赌徒一样浪费银钱”——可是那些钱全是花在他身上，或者是和他一块儿花的。他自己好像永远很困难。“都给律师们算计光了，”他一筹莫展地说，“我想，他们贪污了不少。无论如何，我得到的好像从来不多。当然，只要我要，妈妈就会给。”

“那么，你为什么不向她要一笔固定的津贴呢？”

“啊，妈妈喜欢样样都当作礼物给人，她可好极啦。”他这样说，在我勾画的她的形象上又添上一笔。

现在塞巴斯蒂安隐没到另一种生活里，那种生活是他不让我和他一起过的，所以丢下我非常孤单和懊恼。

当我们到了晚年，回顾在漫长的夏日里过的放荡生活时，如果否认我们年轻时代的道德感，我们就显得多么胸襟狭隘。一个人在谈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中，如果略去不谈怀念幼年美德之情，略去不谈改正错误时怀着的懊恼和决心，略去不谈像轮盘上不时出现的零字一样隔不多时就准会出现的忧郁时刻，如果略去这一切，那么这种传记也就谈不上是坦率的了。

就这样，我从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隔着厚玻璃窗轮流看着花园和大街，怀着强烈谴责自己的心情——我回家的头一天下午就这样度过。

我知道，我父亲在家里，但是他的图书室是个不可侵犯的地方。他到快吃饭时才出来招呼我。他已经五十六七岁了，他的特点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人们看见他会以为他七十岁了，听他说话，会以为他年近八十。他向我走来，拖着脚，迈着方步，露出欢迎我的羞怯微笑。当他在家吃晚饭时——他很少在别处吃晚饭——他穿一件天鹅绒盘花纽扣的罩衣，这罩衣在他吸烟时才穿，这种衣服几年前很时兴，以后也许还会很时兴，可是现在肯定已经过时了。

“亲爱的孩子，他们没有告诉我你在这儿。你旅行累了吗？他们给你端茶点了吗？你身体好吗？我刚刚从索纳差因古玩店里大胆买了一件东西——一件公元五世纪制的赤陶牛。我正在鉴赏，忘记了你到达了。车厢里很挤吗？你坐在车厢的角落里吗？（他自己很少旅行，所以听到别人旅行就会引起他的关切。）海特把晚报给你拿来了吗？当然，没有什么新闻——全是废话。”

仆人通知开晚饭了。我父亲由于多年的习惯带本书放在餐桌上，后来想起我在，便偷偷把书丢在椅子上，“你爱喝什么酒？海特，你给查尔斯什么酒喝？”

“还有点威士忌。”

“有威士忌，也许你喜欢喝别的酒吧？我们还有别的吗？”

“老爷，家里没有别的酒了。”

“没有别的酒了。你得告诉海特你爱喝什么酒，他会给你买来。现在家里我什么酒也不存了。医生禁止我喝酒，也没有人来看望我，但是你在家时你喜欢什么就可以要什么。你要在家里待很久吗？”

“还不一定，爸爸。”

“这是一个很长的假期，”他沉思着说。“在我年轻时，遇上这种假期总是去办读书会，总是住在山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性急地说，“大家认为高山风景有益于读书呢？”

“我想花些时间去上艺术学校——上肖像画班。”

“亲爱的孩子，你会发现学校都关门了。学生们去巴比松或这类地方的野外写生去了。我年轻时有个机构名叫‘素描俱乐部’——男女在一起”（抽鼻子），“自行车”（抽鼻子），“椒盐色短裤，荷兰雨伞，而且一般都认为是，自由恋爱”（抽鼻子），“一大堆这样的废话。我希望他们还在办这样的俱乐部。你可以去那里试试。”

“这个假期的一个问题就是钱，爸爸。”

“啊，我在你这个年纪，可不为这样的事犯愁。”

“你知道，我很缺钱。”

“真的吗？”我父亲丝毫不关心地问。

“事实上，下两个月我都不知道怎样度过哩。”

“嗯，我是最不适合给你出主意的人。我从来没有像你那样痛苦地说‘缺钱’。你还能用别的词说吗？比如说：手头紧？贫困？苦恼？处境尴尬？破产？”（抽鼻子。）“遇难？负了债？就说你负了债，就这么说好了。有一次你爷爷对我说，‘量入为出，你有了困难就来找我。别去找犹太人。’那么多废话。你试试看。去找杰尔明街的先生们，他们只凭手写的字据就借钱给我。亲爱的孩子，他们连一个子儿也不会借给你。”

“那么你让我怎么办？”

“你表兄梅尔基奥投资太不小心，负了很多债。他去澳洲了。”

自从父亲在《伦巴底每日祈祷书》中间发现两张公元二世纪的古埃及文稿，显得惊喜若狂以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高兴过。

“海特，我把书掉到地上了。”

仆人把书从父亲脚边捡起来，把书靠在餐桌中间摆花的架子上。父亲在晚餐的其余时间一直沉默着，除了偶尔发出几声快乐的抽鼻子声音，这种声音我想不会是由他看的书引起的。

不久，我们离开餐桌，坐到花园中的房间里；在那儿，他显然把我忘掉了；我知道，他的思想已经回到久远的年代去了，那时，他动作轻快，那时，好像是几世纪以前，所有人的形象都模糊了，他朋友们的名字的读音都错了，意思也完全不一样。他以别人会感到很不舒服的姿势坐着，斜着坐在直背椅子上，高高地举着一本书，就着光线斜着看。他不时从他的表链上取下一个金铅笔盒，在书边上做个记号。窗户开着，外面是夏天的傍晚；只听得见时钟的滴答声，从白水路传来的遥远的轰隆轰隆的车马声，父亲有规则地翻动书页的声音。我以前想，一面闹穷，一面又抽雪茄是失礼的。现在，希望落空，我就回到自己房里取了一根雪茄。父亲没有抬头看。我撅开雪茄头儿，点燃了，又重新获得了信心，我说，“爸爸，你一定不愿意我整个假期都跟你过吧？”

“呃？”

“让我在家里待这么长一个假期你不觉得心烦吗？”

“我相信即使我感到心烦，也不会表现出来的，”父亲温和地说，又看起书来。

晚间过去了。最后，房里各式各样的钟都悦耳地敲了十一点钟。父亲合上书，取下老花眼镜。“亲爱的孩子，非常欢迎你，”他说，“你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他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转身说，“你表兄梅尔基奥当一名普通水手上澳洲去了。”（抽鼻子。）“我不知道，什么叫‘普通水手’？”

在随之而来的闷热的一周里，我和父亲的关系急剧恶化。白天我很少看到他；他在图书室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点；他不时地出来，我总是听到他在楼梯栏杆上边喊：“海特，准备车。”然后他就出门去了，有时半小时左右就回来，有时整天在外，他从不说明干什么去了。我常常看到仆人偶尔把盘子端到楼上他房间里，上面有少量育婴室用的食品——脆饼干，几杯牛奶，香蕉，等等。如果我们在楼梯上碰到，他总是茫然地看看我，说“啊——啊，”或者“天气真暖和，”或者“天气好极了，好极了，”可是在晚上，当他穿着天鹅绒吸烟上衣来到花园的房间时，他总是正式问我好。

晚饭的餐桌就是我们的战场。

第二天晚上，我带着书去了餐厅。他突然注意到了这本书，那双温和而又显得恍惚的眼睛盯住不放，当我们经过走廊时，他偷偷摸摸地把自己的那本书扔在靠边的一张桌上了。我们坐下的时候，他悲哀地说：“我想，查尔斯，你会跟我说些什么吧？这一天我简直筋疲力尽了。我盼望和你一道聊聊。”

“当然啰，爸爸。我们聊什么呢？”

“聊一些能让我高兴的事。给我散散心，”他耍着性子说，“就跟我说说新上演的戏吧。”

“可是我什么戏也没有看过啊。”

“你该去看看，你知道，你真的该去看看。一个青年人，整晚都泡在家里，很不正常哩。”

“呃，爸爸，以前我就跟你说过，我哪有那么多闲钱看戏呀。”

“亲爱的孩子，你决不能让金钱把你这样限制住了。嗯，在你这个年纪，你表兄梅尔基奥就和别人合伙写了一支乐曲喽。这是他闯荡天下的一件快事。戏还是该去看看的，当作你的教育的一部分。如果你读过那些杰出人物的生平，那你就会发现，那一些人中足足有一半是从剧场的顶层楼座了解话剧的。有人跟我说，像那种地方根本没有乐趣可言。可是正是在那种地方，你可以发现真正的戏剧评论家和爱好者。这就是所谓的‘和众神坐在一起’嘛。花费微乎其微，而且甚至在大街上等候入场的时候，那些‘街头艺人’也会使你很开心。哪天晚上我们也去和‘诸神们’一起坐坐，你觉得艾贝尔太太的烹调手艺有没有进步？”

“老一套呗。”

“这还是受了你菲利帕姑妈的启发呢。她给了艾贝尔太太十份菜单，这十份菜单从来没有变动过。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我倒并不在乎饭菜怎么样，可是既然你在家，我们就得变变花样啦。你喜欢吃什么呢？现在的时令菜是什么？喜欢龙虾吗？海特，告诉艾贝尔太太明天晚上我们要吃龙虾。”

这天晚上的菜是一盆淡而无味的汤，浇着粉红色调味汁的炸糊了的蝾鱼片，配着摆成锥形的土豆泥的羊肉片，还有摆在蛋糕上的煮梨冻。

“我吃得这么考究，纯粹出于对你菲利帕姑妈的尊敬。她规定，一顿饭有三道菜才算得上中产阶级。‘如果一旦让仆人随便做，’她说，‘你就会发现每天晚上你只吃一块排骨。’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数排骨了。事实上，艾贝尔太太不在的晚上，我去俱乐部吃的也无非是一块排骨。可是你姑妈已经规定，我在家里吃饭必须是三菜一汤；这几个晚上是鱼、肉、开胃的菜肴，那几个晚上是肉、甜食、开胃的菜肴——这几种菜可能配出很多种花样哩。

“有些人能够把自己的见解很得体地表达出来，这实在够惊人的；你姑妈就有这种本事。

“如果以为过去我和她天天晚上在一起吃饭——像我和你现在的情形一样，那就太可笑了，孩子。她一个劲儿让我开心。她常常跟我讲她读过的书。她心里想把这儿当作她的家，你知道。她认为如果让我自个儿过活的话，我就会变得怪僻了。或许我已经有了怪僻，有没有？可是把这儿当她家——不行。最后我还是把她甩掉了。”

他说这话时，语气里显然含着一种威胁的意味。

多半是由于我姑妈菲利帕的原故，我现在觉得自己在父亲家里竟成了一个生人。我母亲过世后，姑妈就来同我父亲和我住在一起了，毫无疑问，正如父亲说的，她想把这儿当作她的家。当时，每天晚上饭桌上的种种痛苦我是根本不知道的。姑妈要亲自陪着我，我毫无疑问地领受了她的情意。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年光景。最初的变化是她重新启用她原先打算卖掉的萨里那所房子，我上学期间她就住在那里，她到伦敦来住几天只是为了买东西，玩一玩。到了夏天，我们就一起去海滨。后来，我在学校最后一年的时候，她离开了英国。“最后我还是把她甩掉了，”谈到那位慈祥的夫人时他用这种嘲笑和得意的口吻说话，他知道我听出来话里向我挑战的意思。

我们离开餐室时我父亲问：“海特，你跟艾贝尔太太说了明天要给我定龙虾吗？”

“还没有呢，先生。”

“那就不用说了。”

“好的，先生。”

我们在花园房间里一坐下来，他就说：“我不知道海特是不是真的打算提龙虾的事，我认为他并不打算提的。你知道吗，我相信他认为我在开玩笑。”

到了第二天，一件武器凑巧落在手里。那天我遇见了一个中学时代的老朋友，名叫乔金斯的同年同学。我一向不大喜欢这位乔金斯。有一次，那还是菲利帕姑妈在家里的时候，他来吃茶，她就曾经对这个人作出这样的宣判：即他的内心可能美，可是头一眼看上去可不那么吸引人。这一回我热情地向他问好，并请他来吃晚饭。他来了，不过并没有显出有什么变化。父亲事先肯定得到海特的提醒，说有一位客人要来吃饭，所以他没有穿他那身丝绒衣服，而穿了一件燕尾服。这身燕尾服，再加上黑背心，极高的硬领，特窄的白领带，就算是他的晚礼服了。他穿着这身衣服，显出一种忧伤的神气，好像穿的是朝廷的丧服，这种神情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有的，由于发现这种神情招人喜欢，所以一直就保持下来了。他连一件吃饭穿的短上衣都没有。

“晚上好，晚上好。你太难得了，大老远地来这里。”

“哦，并不远，”乔金斯回答说，他住在苏塞克斯广场。

“科学消灭距离嘛，”父亲狼狈地说，“你来这儿是出差吧？”

“噢，我在经商，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我也有一个亲戚是做生意的——你不会认识他的；他比你要早喽。那天晚上我还跟查尔斯谈到他哩。我常常想到他。他成了，”他顿了顿，以便充分强调下面的古怪说法，“他成了个‘惨败的人’。”

乔金斯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父亲带着责备的神色盯住他。

“难道你觉得他这么倒霉倒值得高兴吗？也许是我用的词不常听说吧；你想必会说他‘破产’了吧。”

父亲控制着局面。他自己有了一个古怪的想法，故意认定乔金斯是个美国人，所以一晚上他都在和他玩一场微妙的、别出心裁的客厅游戏，凡是谈话中出现的一切专门的英国用语他都要解释一番，把英镑折合成美元，还必恭必敬倾听他的谈话，并且连连说道“当然啰，以你们的标准而言……”；“对乔金斯先生来说，这一切显得太狭隘了”；“你们习惯在辽阔的空间……”等等。听他这么说，因此使我的客人隐约觉得他的身分大概有什么问题，而他又根本得不到机会把自己的身分解释清楚。他一边吃饭，一边不住地琢磨我父亲的眼神，想要在他的眼神里看出他以这个方式讲话不过是一次精心安排的玩笑罢了，可是他看到他的神色竟如此温和、宽厚，使他感到困惑莫解。

有一次连我都觉得父亲说得太过分了，当时他说：“你在伦敦居住，恐怕相当难过，玩不成你们国家的游戏了吧？”

“我们国家的游戏？”乔金斯问道，他领悟得很慢，不过终于领悟到这是弄清问题的好机会。

父亲看看他，又看看我，他的表情也同时从和蔼可亲变成满腔怨恨；当他再朝乔金斯看去的时候，表情又变得和蔼可亲了。这种神气就像一个赌徒向全室的人认输那样。“说到你们国家的游戏，”他从容地说道，“那就是说板球嘛，”说着他就控制不住抽起了鼻子，全身都抖动起来，他还用手帕擦擦眼睛。“在城里工作，你肯定发现用在板球场上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吧？”

他走到餐室门口撇下了我们，“晚安，乔金斯先生，”他说，“你下次‘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希望你再来我们这儿作客。”

“喂，你爸爸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几乎认为我是美国人啦。”

“他有时相当古怪。”

“我把这番话理解成建议我去看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啦。这太怪了。”

“不错，可是我没法解释啊。”

“我差不多认为他在拿我开心呢，”乔金斯困惑地说。

几天以后我父亲做出了反击。他找到我，对我说道：“乔金斯先生还在这儿吗？”

“不在了，爸爸，当然不在啦。他只是来吃饭的。”

“呃，我原来希望他和我们一起住几天。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不过你在家吃晚饭吗？”

“在家吃。”

“我搞了一个小小的宴会，你在家里连续过了许多单调的夜晚，以便换换花样。你以为艾贝尔太太胜任得了吗？不行的。不过我们的客人并不苛求。卡思伯特爵士和奥姆—赫里克太太，正是所谓的核心人物。我希望饭后听听音乐。我还为你请了几个青年人。”

现实的情况超过了我对父亲的计划所怀着的不祥预感。客人们聚集在我父亲不自觉地称之为“楼座”的房间里，这时我才明白，明摆着这些客人都是为了让我不痛快而仔细挑选来的。而青年人则是格洛里亚·奥姆—赫里克小姐，一位学大提琴的学生；她的未婚夫，一位不列颠博物馆的秃顶年轻人；还有一位只懂得一种语言的慕尼黑出版商。我看到，我父亲和那些人站在一起，在瓷器架后面冲我直抽鼻子。这天晚上，他在纽扣眼里别上一枝小小的红玫瑰花，好像骑士在战争中佩戴的徽章。

晚餐时间很长，菜肴跟那些客人一样是精心挑选的，也有一种存心嘲弄的意思。菜肴并不是菲利帕姑妈挑选的那些，而是从早就确定下来的几份菜单中拼凑起来的，那些菜单是他还能在楼下吃饭时使用的。盘子的花饰考究，上菜时，盘子照红、白相间的颜色轮流出现。菜肴和葡萄酒一样没有味道。晚餐过后，我父亲把那位德国出版商领到钢琴边，出版商弹起钢琴，他就离开客厅，领着卡思伯特·奥姆—赫里克爵士到“楼座”里去看那个伊特拉斯坎的公牛。

这是个令人十分厌烦的夜晚，宴会终于散了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十一点才过几分钟。父亲自己喝了一大杯大麦茶，说道：“找来的这些朋友多不带劲儿呀！你知道，如果没有你在家这个推动力，我永远也鼓不起勇气邀请他们的。我近来对应酬没有什么兴趣了。既然你要在我这儿住很久，我也就会过许多这样的夜晚了。你喜欢格洛里亚·奥姆—赫里克小姐吗？”

“不喜欢。”

“不喜欢？是你对她的毛茸茸的唇髭有反感呢，还是对她的大脚有反感呢？你觉得她今晚过得愉快吗？”

“不愉快。”

“我也有这样的印象。我很怀疑这些客人中谁会认为这是他们最愉快的一个晚上。那个年轻的外国人钢琴弹得糟透了，我想。我在哪遇见过他呢？还有康斯坦蒂亚·斯梅斯威克小姐——她又是我在哪遇见的呢？不过殷勤待客这一条还是要遵守的。只要你在这儿，你就不会觉得无聊的。”

在以后两个星期的冲突中我们两败俱伤，不过我却失败得更惨，因为父亲有更多的储备可以利用，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我却被挤在一片高地和大海之间的桥头堡里。他从不宣布他的战斗目标，而我至今还不明白他的目标是否纯粹是惩罚性的——是否他的思想深处存有某种地理政治学的思想，要把我从这个国家赶出去，如同菲利帕姑妈被赶到博迪盖拉，表兄梅尔基奥被赶到达尔文一样；或者，似乎是最可能的，他之所以战斗，是否只是由于热爱使他才华毕露的战斗。

有一天我收到塞巴斯蒂安寄来的一封信，这件引人注目的东西是我当着我父亲的面收到的，当时他正在家里吃午饭；看见他好奇地盯住这封信，于是我把信带走私下里读起来。信是写在维多利亚王朝后期办丧事用的厚信纸上的，信纸信封头上印着黑色花冠，周围镶着黑边。我急切地读起来：

                                                             布赖兹赫德城堡
                                                                   威尔特郡
                                                       我不知道今天几月几日

最最亲爱的查尔斯，

我在写字台后面发现了一盒这样的纸，当我为自己失去纯真而哀伤的时候，我非给你写信不可了。纯真看来不像是个活东西。医生们从一开头就对它表示绝望。

我马上就要动身去威尼斯和我父亲一起住在他那个罪恶之宫里。我希望你来我这儿。我希望你在这儿。

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呆着。家里的人们不断回来，不断整理行李，又离开了，而白色的山莓已经熟了。

我很想不带阿洛伊修斯去威尼斯。我不想让它遇到一大帮子讨厌的意大利熊而染上坏习惯。

爱你，或者随你的意思。

                                                       塞

我很早就熟悉他写的信了；我在拉文纳的时候收到过他的信；我本来不该感到失望的；可是那一天，我把这张硬邦邦的信纸撕成两半，随手扔进字纸篓里，满腔怨恨地朝着肮脏的花园和贝斯河边高低不平的地面望去，凝视着那边乱七八糟的污水管、太平梯和引人注目的小温室，我在心里看到安东尼·布兰奇苍白的面孔从纷乱的树叶中显现出来，正如曾经在泰姆饭店的烛光中朦朦胧胧出现那样，在过往车辆的嘈杂声中，我听到他清晰的声音……“你千万不要骂塞巴斯蒂安，即使他常常显得有些缺乏生气……每当我听到他的谈话，就使我想起了那幅某些方面令人厌恶的绘画《吹泡泡》来。”

以后好多天，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讨厌塞巴斯蒂安。后来在一个星期日下午，他拍来了一封电报，把那个阴影驱散了，可是这封电报本身却增加了另一个更深的阴影。

父亲出去了，回来时发现我焦躁不安，团团乱转。他站在走廊里，头上还戴着巴拿马草帽，冲着我微笑。

“你决猜不出我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到动物园去啦。真是太愉快了；看来那些动物非常喜欢晒太阳。”

“爸爸，我得马上走了。”

“是吗？”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出了严重的事情啦。我得马上到他那儿去。海特现在正给我收拾东西。过半个小时有一趟火车。”

我把电报拿给他看，电报写得很简单：“伤势严重速来塞巴斯蒂安。”

“嗯，”父亲说，“我很难过你这么慌乱。看电报，很难说事情像你想的那样严重——否则，根本不可能由受伤者本人签名。还有，当然啰，他也可能神智完全清醒，只不过眼睛看不见了，脊梁骨摔断成了瘫痪。你究竟有什么必要去那儿呢？你也不懂医道嘛。再说你又没有担任什么神职。你是不是希望得到什么遗物呢？”

“我跟你说过了，他是我的特别要好的朋友。”

“呃，奥姆—赫里克也是我的特别要好的朋友，可我就不会在一个暖和的星期天下午手忙脚乱跑到他的灵床前去。我还怀疑奥姆—赫里克太太是不是欢迎我去。不过我看你并没有这样的顾虑。我会惦记你的，亲爱的孩子，不过不要因为我急着回来。”

八月一个星期日薄暮时分的帕丁顿火车站。阳光从屋顶上毛玻璃窗户透进来，书摊已经关门了，几个不慌不忙的旅客在搬运工人旁边溜溜达达——这一切足以安慰一个心绪比我稍为安宁的人。火车几乎是空的。我把小提箱放到一节三等车厢的角落里，然后在餐车里占了一个坐位。“过了雷丁站开第一次正餐，先生，大约在七点钟。您现在要来点什么？”我要了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火车一出站酒就送上来了。刀叉发出常有的丁当声；明丽的景色在窗前倏忽闪过。可是我对那柔媚的景致没有兴趣；相反，脑子里的恐怖就像酵母一样在发酵，大片的泡沫泛起来，呈现出种种灾祸的情景；篱边入口有人随便举起一支上了膛的枪，一匹马的后腿直立起来，在地上翻滚，一片阴沉沉的水塘，水下埋了个桩子，一棵榆树的枝干突然在一个宁静的早晨倒下来，一辆汽车冲进一个死角；文明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威胁都从脑子里冒出来，紧紧缠住我。我甚至想象出一个患杀人狂的疯子在阴暗的地方作怪脸，挥舞着一段铅管。麦田和大片林地飞速闪过，溶进金黄色的夕照里，车轮的颤动声，单调地在我耳中反复震荡着：“你来得太晚了，你来得太晚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

我吃了饭，换乘开往该地的火车，黄昏时候到了我的目的地梅尔斯蒂德—卡布里站。

“是去布赖兹赫德的吗？先生，是的，朱丽娅小姐正在车场等您呢。”

她坐在一辆敞篷汽车的车轮边。我立刻认出她来；我不可能认不出她来的。

“你是赖德先生吧？跳进来吧。”她的声音和说话的神气都同塞巴斯蒂安的一样。

“他怎么样了？”

“塞巴斯蒂安吗？噢，他很好。你吃过饭了吗？吃了，我想那种饭一定坏透了。家里还有一些。家里只有我和塞巴斯蒂安，所以我们还是等你来了一道吃。”

“他出什么事了？”

“他没说吗？我估计，他认为如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会来了。他踝骨上的一根骨头裂了，那骨头太小，连个名称都没有。不过昨天他们已经给他照了X光，要他再忍耐一个月。这可让他烦得要命，他所有的计划都给取消了；他一个劲地唠叨着……别的人都走了。他要我留下来跟他一块儿待着。嘿，我想你是知道他能忧郁得发疯的。我几乎屈服了，后来我说：‘你肯定能抓住什么人的，’他说大家不是出去了，就是都很忙。总而言之谁也不会来陪他的。不过他最后同意试着去找你，我也答应了要是你不来的话，我就留下来，因此你可以想象得出对我说来你多么受欢迎。我得说，你一接到通知就远道赶来，真是太高尚啦。”但是，当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却听出了，或者认为听出在她的口气里含着一点轻蔑的味道，好像我竟会这样乐意地听他调遣。

“他怎么弄成这样了？”

“信不信由你，玩槌球弄的。他发了脾气，被小铁门绊了一跤，这伤疤可不很光彩。”

她同塞巴斯蒂安简直太相象了，以致我在愈来愈浓的暮色里坐在她的身边，竟被她既是亲切又是生疏的双重幻觉弄得糊涂了。因而就像有人用一个高倍望远镜瞭望，看到一个人从远方走来，细看那人脸上和衣服上的每一细部，相信自己一伸手就摸得着这个人，可是他很奇怪，当自己走动时这个人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抬头望一下，后来他用肉眼观看这个人，突然想起，那个人不过是很远的一个斑点而已，很难说是不是个人。我了解她，而她并不了解我。她那乌黑的头发几乎比塞巴斯蒂安的长不了多少，也像塞巴斯蒂安那样，头发从前额梳到后面；她那双注视着发暗的公路的眼睛也像他的，只不过是更大些；她那涂了口红的嘴唇对人们显得不大友好。她手腕上戴着小饰物做的手镯，耳朵上垂着小小的金耳环。在轻便外套下露出来一角印花绸衣服；裙子是当时流行的短裙。那双伸向汽车操纵器的腿是修长的，正合当时的风尚。因为她的性别表现出熟人和生人之间的明显差别，而性的差别似乎在我们之间无处不在，所以我特别感到她是个女性，而她的这种女性感，我以前在别的女人身上还从来没有感受过。

“在晚上这种时候开车可是提心吊胆的。”她说，“我们家里会开车的人一个也不在了。我和塞巴斯蒂安实际上是临时住在这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指望会有热闹的聚会。”她向面前的贮藏箱探过身去拿出盒香烟。

“我不吸烟，谢谢。”

“给我点上一支，好吗？”

我长这么大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当我把烟卷从嘴唇上取下来又塞到她嘴里的时候，我听到蝙蝠交尾时吱吱的轻微叫声，除了我谁也听不见。

“谢谢。你以前来过这儿的。保姆说过这件事。我们俩都觉得你不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喝茶是很奇怪的。”

“那是塞巴斯蒂安的主意。”

“你好像太听任他指挥了。你不该这样。这对他也很不好。”

这时我们已经在车道上拐了弯，树林和天空的颜色已经暗淡了，这所房子看上去似乎涂上了一片灰蒙蒙的颜色，只有两扇敞开的大门中间露出一片金黄。一个男仆等着搬我的行李。

“到啦。”

她领我上台阶，走进前厅，把外套扔在一个大理石桌上，随后又弯下身子抚弄那只跑来迎接她的狗。“我想塞巴斯蒂安可能吃了饭呢。”

话音还没有落，塞巴斯蒂安就在那边柱子中间出现了，他摇着轮椅过来。他穿着睡衣睡裤，一只脚绑着厚厚的绷带。

“噢，亲爱的，我把你的好朋友带回来了，”她说，又一次带着几乎难以察觉出来的轻蔑口吻。

“我还以为你快死了。”我说，但感觉到，正如我一到就已经感觉到的，一种突出的恼火心情，不是因为避免了一场大悲剧而觉得轻松，而是感到受了蒙骗。

“我也以为我快死了呢。那个疼劲真叫人受不了。朱丽娅，你觉得今天晚上如果你问威尔科克斯要香槟酒，他会给我们吗？”

“我不喜欢香槟酒，而且赖德先生已经吃过午饭了。”

“赖德先生？赖德先生？查尔斯任何时间都喝香槟酒。你知道吗？一看到我这只包扎起来的脚，我就不由得想到得了痛风病，所以我就特别想喝香槟酒。”

我们在一间他们称作“彩绘客厅”的房间里用餐。这是一间宽大的八角形房间，图案的风格比其他房间的要近代一些，四壁装饰着花环状的圆雕饰。圆屋顶穹隆状的天花板上是几组描写牧羊人的古庞贝式整齐的画像。这些画像，和那些椴木的镀金家具，毯子，悬挂着的青铜烛架，镜子和墙壁上的烛台，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构图，全是由一个非凡的巧匠设计出来的。“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在这儿吃饭，”塞巴斯蒂安说，“这儿很舒服。”

他们吃饭，我吃了一只桃子，并且把我和父亲的冲突讲给他们听。

“听起来他还是个挺不错的‘宝贝’啊。”朱丽娅说，“现在我要走了，孩子们。”

“你要到哪儿去？”

“到育婴室去。我已经答应保姆跟她玩最后一盘跳棋。”她吻了一下塞巴斯蒂安的头顶。我给她打开门。“晚安，赖德先生，再见啦。我想明天我们就见不着了。我一大早就走。你把我从病床边解放出来，我真说不出有多感激你。”

“我妹妹今天晚上很神气。”塞巴斯蒂安等她一走就说。

“我想她并不喜欢我。”我说。

“我想她任何人都不太喜欢。我很爱她。她太像我了。”

“你爱她吗？她像你吗？”

“我是说在外貌上和讲话的态度上。如果任何人在性格上像我，那我是不会爱他的。”

喝完了葡萄酒，我就陪着坐在轮椅上的塞巴斯蒂安穿过那间有圆柱的走廊去图书室，这一晚上我们就坐在那间图书室里，在以后的一个月里，我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坐在那儿。图书室在宅院的侧面，俯瞰着湖水，窗户都敞开着，星光照进来，温馨的空气飘进来，满窗都是幽蓝色的和银色的山间月夜景色，可以听到喷泉滴水的声音。

“我们俩可要美美地过一阵了。”塞巴斯蒂安说。第二天早晨，当我正在刮脸的时候，我从洗澡间的窗户看见朱丽娅，她正把车从前院开出去，身后是她的行李，随后就消失在小山头后面了，连回头看一眼都没有。我感到自由和平安，就像多年以后，过了不安的一夜，听到响起了“解除警报”的汽笛声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