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九十岁了，坐在新农村楼房的阳台上，阳光透过铝合金窗棂，在光洁的瓷砖上投下规整的光斑，像极了我如今安稳却总觉空落的日子。

我枯瘦的手攥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指腹摩挲着领口细密的针脚——那是娘当年用细棉线一针一线缝的，针脚匀得像尺子量过，连线头都藏得严严实实，布料早已脆得一碰就掉，却被我叠得整整齐齐，收在樟木箱最底层，像压着一段喘不过气的时光。

娘的针线活是镇上出了名的好，谁家姑娘出嫁，都要托她缝件陪嫁的枕套，绣上鸳鸯戏水，艳得能淌出蜜来。

六十年前的风还在我耳边刮，带着铁锈和尘土的味道。爹是镇上公社的文书，笔杆子硬，性子更直，虽是公家的人，却总见不得人受委屈。

那天公社开批斗会，被揪出来的是和爹共事多年的老王，有人指着老王的鼻子骂他说过反动话，要爹出来作证。调查组的人盯着爹的眼睛问：“他到底说没说过？”爹皱着眉，实打实地答：“我们一起下乡驻队那么多次，从没听他说过半句反动的话。”

就这一句实话，成了引火烧身的导火索。当天下午，爹就被拉去开了三场“批判会”，一拨又一拨人围着他，拍着桌子逼问：“你再想想！他真没说过？”“是不是故意包庇？”爹本就有老胃病，被这么轮番折腾，散会时脸色惨白，直冒冷汗，刚踏进家门就栽倒在地。

夜里，他发起高烧，嘴里反复念叨着“没说过……真的没说过……”，娘跪在床边，用冷毛巾给他敷额头，另一只手却没停，膝盖上摆着针线笸箩，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给爹缝补被扯烂的中山装，银针在她指间翻飞，线迹像一条细密的河，载着熬不完的愁。

可批斗和逼问没停过。第二天一早，公社的人就找上门，把病榻上的爹又拖去开会，美其名曰“端正思想”。

爹扶着墙，一步一晃地走，胃里的绞痛像刀子割，却连哼一声都不敢。那些平日里和爹一起办公的同事，此刻却纷纷划清界限，有的甚至站出来揭发“他和老王走得近”，眼神里满是冷漠。

大堂哥是未分家前，全家咬牙供出的大学生，也被打成了□□，可他命好，能去姥姥家的乡下躲着，听说那边有亲戚照应，不仅能吃饱饭，连柴火都不用自己砍。

而我们家，转眼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黑五类”，爹的公职被撤，公文包被扔在地上踩烂，娘陪嫁的银簪子也被抢走了，只剩那个装针线的竹笸箩，还安安稳稳地摆在炕角。

爹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吃不下饭，连水都难咽，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和娘偷偷去公社求过情，想让爹先养病，却被赶了出来，骂我们“替□□求情，罪加一等”。

娘只能变着法子煮些稀粥，用勺子一点点喂给爹，夜里就着煤油灯，给我和弟弟缝补旧衣，她的眼睛越来越花，就把灯芯拨得更亮些，针脚却依旧细密，袖口磨破了，就打个雅致的补丁，像朵小小的花。

半个月不到，在一个飘着冷雨的清晨，爹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地说：“娃，做人要凭良心……”话没说完，手就垂了下去，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还在为自己的实话辩解。我抱着爹冰冷的身体，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哭，哭到嗓子哑了，眼泪干了，也没能把他喊回来。

我是长子，咬着牙在公社的登记表上按下红手印，主动申请去了千里之外的外省东风农场——那是当时最偏远的地方，没人愿意去，我却想着，走得越远，越能给娘和弟弟减轻负担。临走时娘塞给我一叠皱巴巴的角票，还有这件新缝的蓝布衫，领口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那是她熬夜绣的，说能避邪。

娘枯瘦的手抖得厉害，“娃，实在不行就回来”，煤油灯的光映在她脸上，眼角的皱纹里都嵌着泪。弟弟拉着我的衣角哭，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哥，我会给你寄东西的，你要好好的”。

农场的日子比地狱还难，我连斧头都握不稳，第一次砍柴火就劈在了自己的脚背上，血顺着草鞋往下滴，染红了脚下的红土，疼得我在山脚下打滚。

后来，我在农场认识了当地姑娘秀兰，她心眼实，手脚勤，看我孤苦伶仃，总偷偷给我送些自家种的红薯和蔬菜。秀兰的父母就她和小姨子两个女儿，把我当亲儿子待，农忙时帮我抢收麦子，盖土坯房时帮我搬砖和泥，连彩礼都没要多少，只说“只要你对秀兰好”。

婚后第二年，儿子就出生了，岳父抱着胖小子笑得合不拢嘴，说：“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夜里抱着妻儿，听着窗外的虫鸣，我心里才总算有了点踏实的滋味，只是每次收到弟弟寄来的包裹，看着信封上熟悉的家乡地址，都忍不住红了眼眶——千里之外的家，想回，却隔着万水千山。

这辈子，我一共回了五次老家。

第一次是弟弟结婚，我揣着攒了半年的工钱，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赶到家时，弟弟正穿着新棉袄迎亲，娘拉着我的手哭，说“娃，你可算回来了”，我看着满院的红喜字，却总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临走时想去爹坟前看看，却被娘劝住：“路远，下次吧，妈替你多烧点纸。”

第二次是妹妹出嫁，我带着秀兰和刚会走路的儿子，秀兰在火车上吐了一路，她默默收拾着，没说一句怨言，那天忙完婚事就匆匆返程，连娘的面都没多照拂几天。

第三次是为了儿子求学，老家的学校比农场好，我带着儿子跪在娘面前，求她帮忙照看，娘摸着孙子的头，说“放心吧，有我呢”，那是我第一次在老家待了超过一个月，却总被“外乡人”的目光刺得难受，临走前想去给爹扫次墓，却因为要赶火车最终没能成行。

第四次是娘去世，我接到电报时正在地里干活，扔下锄头就往火车站跑，赶到家时，娘已经闭上了眼睛，妹妹说娘临走前还在喊我的名字，我趴在娘的棺木上，哭得撕心裂肺，却连一句“妈，我回来了”都没能说出口。

送葬那天，细雨蒙蒙，我望着娘的坟茔被黄土掩埋，心口像被巨石压着喘不过气。

葬礼结束后，弟弟拉着我走到不远处一栋崭新的二层小楼前，朱红的大门，明亮的玻璃窗，门口还留着宽敞的铺面。

“哥，这楼归你了，”弟弟的声音带着哭腔，眼里满是真诚，“妈走了，我就剩你这个哥了，你回来，开个杂货铺也好，做个小生意也罢，总比在农场里刨土强，以后咱们兄弟俩也能互相照应，逢年过节还能一起给爸妈上坟。”

我站在楼前，雨水打湿了头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日子，安稳的住处，体面的营生，还有亲人在身边，更能时常来娘坟前看看，弥补没能尽孝的亏欠。

可我转头就想起秀兰跟着我在农场吃的苦，想起孩子们在那儿长大的模样，想起自己在农场里磨出的老茧，那点可怜的自尊又冒了出来。

我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弟，谢谢你，可我在农场住惯了，秀兰和孩子也离不开岳父岳母。”

弟弟急了，抓住我的胳膊不肯放，指节都捏得发白：“哥！你还跟我客气啥？这是妈生前就盼着的，盼着你能回来！”我却挣开他的手，梗着脖子，雨水混着泪水从脸上淌下来：“我不是客气，我就是觉得，自己挣来的才踏实。”

那天，我没在那栋楼里多待一分钟，转身就踏上了回农场的火车，把弟弟的好意、那栋楼，还有给娘扫墓的念想，都永远留在了这片阴雨连绵的故土。

最后一次是弟弟去世，我已是满头白发，被儿女搀扶着下了火车，看着弟弟的遗像，想起当年那个拉着我衣角哭的小男孩，想起那些年准时到来的包裹，想起那个没接的工作名额，想起娘葬礼上那栋朱红大门的小楼，更想起娘坟前那片可能早已长满荒草的土地，我突然觉得，这千里迢迢的路，走了一辈子，终究是把家走成了故乡，把娘的牵挂、弟弟的情谊，都走成了永远的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