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室服饰资料贴】献给写穿越文的姐妹们 —

在我国古籍《周礼》中，天子的衣、冠规定为“黄裳”和“玄冠”。其寓意天子受命于天，非凡人，他穿的服装的颜色应合于“天地玄黄”之色。从色彩上看，“玄”是黑中有红的深兰色，代表天空；而“黄”色，是指土地之色。从此以后的天子到皇帝，时空跨越了几千年，“玄”、“黄”色被当作正统的颜色，为历朝历代的官服制度相互因袭。以明黄色为主的皇帝服饰，也贯穿清代始终。但是，清代皇帝服饰的披领、箭袖和腰带却保留了满民族独特的风格。

　　皇帝的官服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即礼服、吉服和便服。礼服包括朝服、朝冠、端罩、衮服、补服；吉服包括吉服冠、龙袍、龙褂；便服即常服，是在典制规定以外的平常之服。

　　礼服中的朝服是皇帝在重大典礼活动时最常穿着的典制服装。按清朝《大清会典》规定，皇帝的朝服一般“色用明黄”，祭圜丘、祈谷用兰色，祭日用红色，祭月用月白色。其式样，是由上衣、下裳组成通身长袍，另配箭袖和披领。衣身、袖子、披领都绣金龙，衣身绣三十四条金龙，两袖各袖金龙一，披领绣金龙二。根据不同的季节，皇帝的朝服又有春夏秋冬四季适用的皮、棉、夹、单、纱多种质地。

　　朝服的形式与满族长期的生活习惯有关。满族先祖长期生活在无霜期短的东北，以少种植、多渔猎为主要经济来源。“食肉、皮衣”成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尤其是满洲贵族穿用的服装多为东北特产的貂、狐、猪冽狲等毛皮缝制。为方便骑马射箭活动自如，服装的形式采用宽大的长袍和瘦窄的衣袖相结合。衣领处仅缝制圆领口，并配制一条可摘卸的活动衣领，称“披领”；在两袖口处各加一个半圆形可挽起的袖头，因形似“马蹄”，称为“马蹄袖”。

满族先祖穿宽大的长袍的腰间系一腰带，胸前便成了存放出行小件物品的衣兜。这种设计适应狩猎生活中冬季骑射方便实用，披领保护头颈，箭袖覆盖手背有保暖的作用。后金时，努尔哈赤曾将这种貂皮缝制的袍子赏赐“众家贝勒”穿用，没有作为制度，至皇太极时，有建议确立满族衣冠服饰。天聪六年（１６３２）皇太极在初定冠服制度中，特许“八固山诸贝勒”冬、夏俱服，在城中行走。由此便阐明“服制是立国之经。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不能改变国初之制”。皇太极告诫群臣，吸取金朝世宗的教训，“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左佩矢、右挟弓，就好像把左手交给了他人，“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特别指出，汉族衣冠不利于骑射的道理，“我朝以武功取天下，还要以武功巩固天下”。

　　清入关后，满族生活环境的变化，长袍箭袖已失去实际的作用，再次议论服装改制。清前期的几位皇帝认为：衣冠之制关系重大，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尤其是对定鼎中原的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到乾隆帝时进一步认识到，辽、金、元诸君，不循国俗，改用汉唐衣冠，致使传之未久，趋于灭亡，深感可畏。祖宗的服饰不但没有改变，还在不断恢复完善，最终形成典章制度确定下来。

　　因此，清代服饰与其他方面相比，满族特点保存的较多。如长袍、箭袖的服装不仅得到保留，还将其定为象征国家最尊贵的礼服，载入清代典章制度中。在隆重的典礼上，皇帝视朝、臣属入朝时所穿的礼服，即为朝觐之服，成为名副其实的朝服了。特别是满族传统服装的箭袖，入关后虽然失去实际作用，但箭袖却作为满族行“君臣大礼”的行礼动作得以保留。

箭袖又称马蹄袖，平时挽起成马蹄形；一遇到行礼之时，敏捷地将“袖头”翻下来，然后或行半礼或行全礼。这种礼节在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已不限于满族，汉族也以此为礼，以示注重守礼。因箭袖的这一特殊功能，清代的吉服、便服也都设计了箭袖。即使是平袖口的服装，还要特意单做几副质料较好的箭袖“套袖”，以备需要时套在平袖之上，用过之后脱下。这种灵活、方便的“套袖”还有个美好的名称——“龙吞口”。清代官服的箭袖形式，一直保持到清朝灭亡。

　　清代服装在保留本民族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历代皇帝服装的纹饰——十二章（十二章墨线图）。十二章是十二种含义图案：日、月、星辰（寓意普照天下）、山（高可仰，取其仁德）、龙（能兴云作雨，取其变化）、华虫（取其文采昭著）、粉米（五谷之一，可以养人）、藻（有花纹的水草，取其有纹彩）、火（取其燃）、宗彝（为祖庙尊崇，表示不忘祖先）、黻（黑白两色绣成弓形相背，示见善背恶）、黼（斧头状象征权威）。这些纹饰象征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万物涵复载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囿照临之内”。

　　宫中遇有喜庆的事，皇帝万寿正日、皇太后万寿圣节和元旦节令的前后三日，皇帝穿吉服。吉服又称龙袍，上下连属的通身袍，其形式是，右衽、箭袖、四开裾；领、袖都是石青色，衣明黄；通身绣九龙十二章，龙文分前后身各三条，两肩各一条，里襟一条。龙纹间有五彩云；十二章分列左肩为日，右肩为月，前身上有黼、绂，下有宗彝、藻，后身上有星辰、山、龙、华虫，下有火、粉米；领圈前后正龙各一，左右行龙各一，左右交襟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穿吉服时，外面罩衰服，挂朝珠，佩吉服带。清代皇帝的龙袍也有裘、棉、夹、纱等多种质地，适合一年四季不同季节穿用。

故宫现存皇帝龙袍还有在绣金龙、十二章、彩云之中，加绣双喜字文饰的。在清代典章服饰制度中没有见到文字记载，但它是皇帝成婚时穿用的。按照清代规制，皇帝成婚称为“大婚”，幼年即位的皇帝成年后，要举行隆重的大婚典礼，清早期的顺治、康熙和晚期的同治、光绪都是即位后举行大婚的皇帝。是时，颁诏天下，举国同庆。宫廷内围绕皇帝、皇后的吃、穿、用及洞房陈设等都以龙凤双喜为主要图案。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晚清的两位小皇帝成婚前，苏州织造定织、绣了一大批龙凤双喜的门帘、床
帐。皇帝大婚时穿的龙袍上加绣双喜字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皇帝在平常的日子穿便服，又称常服。皇帝在宫中穿常服的时间最多，如经筵、御门听政、恭上尊谥、恭捧册宝等都是穿着常服活动的。常服有常服袍和常服褂两种，其颜色、纹饰没有特殊的规定，随皇帝所欲。但从故宫收藏的皇帝便服的颜色、文饰来看，也都有明显的隐义。清代入关之初，满族贵族喜穿天蓝、宝蓝色衣褂，寓意清淡、明快。

“清”与国号同字同音，因此淡蓝、宝蓝、天蓝等颜色成为宫廷服饰中领导潮流的颜色。皇帝的便服也选天蓝色、宝蓝色。故宫藏宫廷画《清康熙读书像》康熙便服像，画的就是年轻的康熙身着宝蓝色便服的写实作品。就连面用明黄或石青色的皇帝礼服、吉服，里衬也用天蓝或月白色。宫廷崇尚蓝色，乾隆、嘉庆朝都有这种颜色的便服。直到道光年间仍为流行颜色。故宫藏《喜溢秋庭》图卷，描绘的就是身着宝蓝色便服的道光皇帝与后妃、子女在御苑内嬉戏休闲，共享天伦之乐。除此以外，皇帝的便服颜色还有象征天下富足、生活红火的木红色、枣红色，谐音“禄”的灰绿色，以及洁净、清爽的姜黄色、浅米色等。

　　清代皇帝的便服的衣料多选用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锦等质地。无论是织花、提花，多采用象征吉祥富贵的纹样。如团龙、团寿、团鹤，寓意“幸福”、“长寿”；蝙蝠、团寿字、盘肠、绶带纹样，寓“福寿绵长”，因蝙蝠谐音“福”、盘肠谐“长”、绶与“寿”同音。再如，用“”字或万年青花与灵芝头组成的纹样称“万事如意”；葫芦颈上系彩带，与“”字合称“子孙万代”文饰，因葫芦是爬蔓植物，连续接果有连绵繁衍子孙，永远不断的意思。

　　清代服饰制度还规定，穿不同的服装，头上要戴相应的冠帽。皇帝的冠帽有朝服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有冬夏之分。冬朝冠呈卷檐式，用海龙、熏貂或黑狐皮制成，外部覆盖红色的丝绒线穗，正中饰柱形三层金顶，每层中间饰一等大东珠一颗。环绕金顶周围，饰以四条金龙。金龙的头上和脊背上各镶嵌一颗一等大东珠，四条金龙的口中又各衔一颗东珠。夏朝冠呈覆钵形，用玉草、藤、竹桥编制。其顶亦为柱形，共三层，每层为四金龙合抱，口中各饰一东珠，顶上端一颗大东珠。另在冠檐上，前辍金佛，嵌十五颗东珠，后辍“舍林”，前饰七颗东珠。吉服冠，顶子为满花金座，上端一颗大珍珠。常服冠，黑绒满缀红缨，红绒结顶。

　　皇帝穿朝服时要戴朝珠，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的朝珠。朝珠由一百零八颗东珠串成，每二十七颗东珠又用四粒红珊瑚结珠等距间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结珠呈葫芦形称“佛头”。佩戴朝珠时，佛头垂于背后，用黄绦带连接一组玉饰，称做“背云”。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红珊瑚结珠处，分别饰一两串绿松石珠串，称为“纪念”。

朝珠的构成，有着特殊的含义。一百零八颗珠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珊瑚结珠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寓意“一元复始”，三串绿松石纪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个旬期。

   皇帝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朝珠，皇后、皇太后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外，还在两肩斜挂两盘红珊瑚朝珠，以示身份特殊。皇帝佩戴朝珠，还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祭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戴琥珀或蜜腊朝珠，祭日戴红珊瑚朝珠，祭月戴绿松石朝珠。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朝珠寓意天、地、日、月，而东珠朝珠作为天地与人间的纽带，为皇帝专用。

　　皇帝在穿戴服饰中，腰间都要系相应的腰带，穿朝服系朝服带，穿吉服时系吉服带。朝带有两种，一种用于大典，为明黄丝织带，带上有龙文金圆版四块，中间嵌蜜石、东珠；一种用于祭祀，带上用四块金方版，嵌以束珠及各色玉、石。朝带并有垂带物品，即左右佩盼、囊、隧、鞘刀等。吉服带与朝带颜色相同，形制相似。带上的四块金版嵌珠宝随意，带端的一版角带扣，列左右的二块有环，以佩带玢（音ｆēｎ）。带上拴的荷包也格外讲究。满语称荷包为“法都”，是满族人喜欢的饰物。

满族旧俗，无论男女，穿长袍系腰带，带上都拴“活计”，荷包是活计之一。它是由满族先世出猎或游牧时随身带的“囊”（一种皮质的饭袋）演变来的，同切割用的鞘刀、点火用的火镰、擦汗用的手帕等同为出猎的必备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游牧、狩猎变为固定的居住与耕种，这些活计就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变为装饰。清代皇帝的活计更是质地精良，制作精美。在绸缎上绣各种图案，与衣服相配。

荷包上绣的纹饰有“五谷丰登”（正月）、“五毒”（端阳节）、“鹊桥仙会”（七月）、“丹桂飘香”（中秋）、“菊花”（九月初九重阳）、“葫芦阳升”（冬至节）、“甲子重新”、“万国咸宁”（大年三十）等，以应节景。

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内务府广储司拟定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奏准，对缎匹长阔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档案中的“敕谕”多次记载要求官局所织缎匹“务要经纬均匀，阔长合适，花样精巧，色泽鲜明”，如质量不合格，需补赔罚奉或受鞭责。内务府画师设计画样格外精心，发往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司分织。江宁织造负责御用彩织锦缎，苏州织造负责绫、绸、锦缎、纱、罗、缂丝、刺绣，杭州织造负责织造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刺绣由如意馆画工设计彩色小样，经审后，按成品尺寸放大着色发交内务
府和江南织造衙门所属的绣作进行生产。

　　皇帝穿衣也有不顾典制而随心所欲的时候。按规定，皇帝吉服为最高的等级明黄色，皇子嫔等人的龙袍是香色（秋叶色）。典制中虽然服饰的颜色有等级、身份的差别，但乾隆却明确表示喜欢香色。

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除夕，乾隆皇帝要在宫中神祖供像前行辞旧岁礼。是日晚，他照例沐浴更衣。当四执库太监捧出明黄色龙袍时，他却下旨要穿“香色刻丝黑狐面龙袍”。并且说，这件龙袍“着寻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十二月三十日沐浴后再伺候，以后每年是为例”。如果换了别人，穿着不符合身份的服装，肯定有违制之嫌。皇帝金口玉言，为所欲为，不受制度限制。

另外，乾隆皇帝口口声声衣冠服制遵循古礼，可他在许多宫廷绘画中都以汉装出现。他曾说过，他的汉装像不过是“丹青游戏”。宫廷绘画多是写实的作品，水平再高的画家也不敢为皇帝画像张冠李戴。由此可知，宫廷生活往往被政治化，更显皇权的至高无上。

　　清宫内设有尚衣监，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饰，又有专门的衣服库，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还有一大群随时侍侯皇帝更换衣服的太监们。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换服饰，有时一天内更换二至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