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资料来至亨利·博雷尔，一个汉文翻译兼记者，早在十九世纪末就曾经在中国居住和旅行过很长时间，并写过不少论著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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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从公主府到皇宫的一段路程被选中，道路中央被填平，并撒上了一层新的沙土，这些沙土表示皇室的黄色。在举行婚礼前的一个星期当中，那条路段每天早上都有一次运送被“洋人们”称作“trousseau”（新娘嫁妆）的婚礼行列。但经过打听，

  有人解释说这些都是从中国各地送来的贺礼。而且由于所有这些贺礼都被送进了皇后未来所要居住的内宫，这儿有位女士用苏格兰方言中的“plenishing”（给房屋安装设施）这个词最贴切地描述出了这些婚礼行列的真正性质。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有官员、旗人、  

  兵勇和身穿红底白斑长袍的皇家轿夫们（我不知道他们的中文名称是什么）排成长长的队列来运送这些结婚贺礼。这些结婚贺礼囊括了各种各样的物品：有些是庞大的橱柜，有些是小巧的玉盘，还有椅子、高脚酒杯、花瓶、洗手盆底座和各种金银器皿。那些小型的物件都是放在黄色的桌子上抬着的，但必须都被缚住。它们是用黄色或红色的丝带缚住的，这是一种皇家和婚礼的色彩组合。

为了能欣赏到这些皇家内宫的日常用品，北京的居民一大早就出来，在沿途两旁驻足观看。有一天早晨，由于运送的物品要比平时更为贵重，所以婚礼行列天还没亮时就出发了，结果使后来出门想看这些东西的人们大失所望。有人解释说，只是为了防止意外，即害怕北京的痞子们半路冲出来，抢了这些东西就跑。

　　另外一个吸引观众们的项目就是轿夫们对于抬皇后新娘花轿这个中国婚礼中最重要的部分的演练。皇家轿夫们之所以要演练，是为了抬花轿时能更加平稳，轿夫们换杠的时间更加迅速。据说为了测试抬花轿的平稳程度，特地在花轿里放了满满一瓶水，看瓶子里的水是否会溅出来。每当宣布要演练抬轿的时候，人群就会聚集起来看花轿，但在这种时刻花轿绝不会出来，抬轿演练总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进行的，以便能避开围观的人群。

　　这种对于皇家婚礼行列的演练表明，至少从其外表而言，这种壮丽景象也是值得看的。假如说看不到皇帝和皇后，民众们至少可以见识一下皇室是如何的气派和辉煌。人们注意到，在沿途两旁和通向那条街道的每个街口都竖起了竹栅栏，最后在那些栅栏上又蒙上了蓝色的布和垫子，以便阻断人们的视线。经过打听，有人说这是管这些事的官员为了不让民众看到婚礼行列而布置的。除此之外，清廷还将请求发给了各国驻京的公使馆，要求每一位公使禁止自己的公民在15日或16日上街去看婚礼的行列


10月16日是预定要举行婚礼的日子。虽然我有很多偷窥皇家婚礼行列的计划，但仍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清廷送到公使馆的请求似乎更增加了不确定性。有人向我提出了两三个冲破这种封锁的计划。最终我接受了一位跟当地传教士有联系的女士的邀请，后者在中国人中结交了很多朋友，并发现紧靠主要街道旁的一家店铺可以由她支配。在讲述那天晚上的故事之前，我必须讲一下在白天发生的事情。


　　两个金匾被送到了新娘的住所。这些是她的证书，在普通的婚礼中通常是用彩笔写在红纸上的，其中包括新郎、新娘的姓名和其他的一些称号。在这次婚礼中，这些金匾便成了把新娘提升为中国尊贵皇后的文件。

大约下午四点的时候，送新娘花轿的行列离开了皇宫，穿着绮丽华贵衣服的蒙古亲王和蒙古首领们走在这个行列的前面。排行第五的亲王和一位姓林的□□命官负责操办婚礼的礼仪。蒙古亲王的手里拿着一个中国式样的白羊毛披肩带，它是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众所周知，它就跟皇帝本人一样的神圣，因此赋予了这次婚礼行列最高级别的礼仪。

走在队伍前面的还有三十匹披有黄金和其他黄色饰品的白马。队伍行列中主要包括了绣有龙凤、颜色各异的旌旗和很高的三重华盖。在很高的木杆上还悬挂着圆形、方形和心形的扇子。在木杆顶端的“金瓜”是另一种皇帝权力的象征。

队伍的后面部分是代表皇权的华盖或万民伞，它们的形状就像是释迦摩尼的光环，但却是三重的。跟随在华盖之后的是皇后的新娘花轿。它完全由黄色的绸缎覆盖，轿子的顶上有一个像皇冠一样的金顶，花轿上到处装饰着龙凤图案。花轿上看不到粗俗的珍珠和黄金饰物，相反，它的整个装饰效果显得既质朴又贞洁。

正因为这花轿队伍的朴实无华，我听见别人说，跟中国其他的皇帝婚礼相比较，这次显得寒酸。从理论上来说，这是新郎送花轿来把新娘抬到自己的家，是中国所有婚礼的规矩。花轿会一直放在新娘的家门口，直到她被花轿抬走为止。这也是中国婚礼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通过花轿的公开展示来赋予婚礼的合法性。

回来的新娘花轿行列跟去时是一样的，其区别就在于新娘坐在花轿里，这一点虽然人们看不见，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在回来的路上，会有人举着金匾走在万民伞的前面，使得金匾与万民伞和花轿形成同一组行列，在它们的后面会有一支雄壮的骑兵队伍殿后。

几天前在皇宫附近也出现过一些色泽鲜艳的黄色马车和轿子，据说那些都是皇室女眷们的，但这些马车和轿子在那天晚上都没有出现在婚礼行列之中。在队伍的末尾，夹杂在骑兵中间，有两辆普通的北京骡车，它们据说是用来装载新娘的普通奴婢的。有四五个皇妃要在第二天早上送到皇宫，所以这些骡车也许是为了接送她们和她们的仆人的。但这也反映了这儿婚礼的法规，因为这些妃子不是跟皇后一样从皇宫的南门进去，而是必须从北面的一个门进宫。

中国的婚礼是一长串的礼仪，读起来冗长无味，要经受这些礼仪肯定也是冗长无味的。婚礼的最主要部分就是，在新娘到达新郎的家之后，他们俩会坐下来，一起喝一杯酒，他们的两个酒杯是用红丝带连在一起的，并且还要在喝酒的时候互换酒杯。还有喝茶和重复吃各种食品的礼仪。最重要的一点是新郎和新娘要在一起拜天地，而妾或妃子是从来也不会跟新郎一起拜天地的。新郎新娘还要一起拜祖宗。大摆酒席和跟亲戚家的互相拜访要持续许多天。皇帝的婚礼在细节上几乎跟普通的婚礼相同，只是在一两个地方有所区别，这主要是由于  
客人的官衔和地位所造成的。

　　要了解北京和中国的婚礼，最好让我来描述一下人们是怎么试图偷看新娘婚礼行列的。据说这个婚礼行列要在午夜时分离开公主府，这样就可在凌晨两点之前到达宫内，因为过了两点进宫，就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有关婚礼的一切都是根据吉利或不吉利的概念来进行安排的。在结婚之前要对新郎新娘的八字仔细地研究；等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要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于是一个精通此道的占星术士便成为所有婚礼中最重要的人物，在这次皇帝的婚礼中自然也不例外。结果新娘的婚礼行列是在晚上十一点，或十一点之后某个时间，从公主府出发的。我们这些人在晚上十点左右来到了预定地点。我们一行共有四人，包括一位女士、一个急于想看新娘花轿的小姑娘，以及作为我们向导的一位中国老太太。这个店铺是一个简陋而肮脏的鸦片馆。这种看上去很不起眼的状态正是我们安全的希望所在。

　　这个鸦片馆位于一条狭窄街道的街角，并在这条街上有一个后门，可以不经过在通向那条婚礼行列所要经过的大街的街口处所建的栅栏就可以走到街上。虽然如此，但我们对于它离栅栏那么近仍然感到有些担心。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悄悄地进入了那个鸦片馆，没有被人看见。我看到那儿已经有了很多人，但他们都很友善，而且对于领我来的那位喜欢冒险的女士十分忠诚。

我们来到了鸦片馆的后院，因为在前面还有许多正在抽鸦片的顾客。当我们用小茶杯喝茶的时候，不时地可以看到那些鸦片鬼从后门出去。最后我们被带到了鸦片馆的前面。在我们穿过后面房间的时候，那儿有两三个人平躺在席子上，正忙于抽那可以镇定神经的鸦片。他们对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们来到了前面那个幽暗的房间里。那儿的窗户是由糊在木制窗格上薄薄的一层窗纸所组成的，我们用手指在窗纸上戳一个洞，就可以从里面向外窥看，而且只要有月光的话，就能够看清楚外面的一切。

　　街上零零落落地挂着照明的灯笼。有一些八旗兵或营兵勇——他们的服装几乎相同——零零落落地站在街上，由于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门，所以街上显得空旷而凄凉。这令我想起了镇压巴黎公社起义期间，巴黎街头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街上除了士兵空无一人的情景。大街中央新修筑的那条路当天上午刚撒过了一层新的黄沙，使它看上去能有表示皇室的色彩。在我们与这个严密把守的大街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纸，况且在这张窗纸上还有些洞，这令我着实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我们可以听到街上正在执勤的兵勇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其中有些兵勇就坐在我们的窗户下面。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持寂静，要说话只是用微弱的吐气声来进行耳语。可是令我们大惊失色的是看见有一位八旗兵来到了鸦片馆门口，并推开门走了进来，他进门时衣服碰到了我的身体。他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后面房间走去。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些兵勇白天已经在街上站岗多时，没有时间来抽那些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鸦片，都已经压抑不住他们的鸦片瘾了。一看到这个鸦片馆，就不顾一切地冲了进来。鸦片馆里的人解释说，即使他偶尔发现我们在那儿，也不会去报告的，因为他在执勤时进鸦片馆来抽鸦片是犯法的，他绝不会冒泄露自己的危险去举报我们。

结果果然如他们所说，其他兵勇们在那天晚上也曾进来抽鸦片，但在进出大门时似乎都低着头，经过我们身边时都不想看见我们，或是被我们所看见。那些兵勇们对于这个鸦片馆十分熟悉，因为有许多兵勇前来光顾。当一位官员带着骑兵前来巡视街道情况时，他问我们窗前的那些兵勇，他们有没有阻止人们向街上窥视？当那些兵勇大声回答说没人“胆敢如此放肆”时，屋里的人全都哑然失笑。

　　后来，骑兵们来得越来越频繁，人数也越来越多；最后，到了快要十二点的时候，新娘婚礼行列先头部分终于出现在大街上。那些白马、旌旗、高高的华盖和扇子在幽暗的光线照耀下，显得惨白和鬼影憧憧，因为月亮躲到了云层的后面，似乎它已经听说了不许窥视的禁令。尽管如此，那“惊鸿一瞥”也足以撼人心魄。婚礼行列并不算太长，然而那些服装和家具堪称精美绝伦。

　　首先是一位骑在马背上的亲王，紧接着是四十八匹带有黄色缰绳的白马，牵马的人都穿着猩红色的长袍;那些身穿猩红色长袍的鼓乐手们没有吹奏他们的乐器;三十二面旌旗和四十八面扇子（巨大的圆形扇）;两顶黑色的华盖;两个白色的假人、六个黄色的假人、六个红色的假人、两个蓝色的假人、两个用刺绣锦缎做成的黄色假人和192盏灯笼（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身穿猩红色长袍的人举在手中）;

在马上的恭亲王显得英俊潇洒，他身旁有一个四杠大轿；这个轿子呈金色和黄色，由十六个身穿猩红色长袍的轿夫抬在肩上，另有十六名轿夫手持杠棒，走在轿子的旁边，随时准备替换正在抬轿的那些轿夫（在这个轿子里显然坐着皇妃）。大约有一百名官员穿着他们的朝服，骑马跟在这个轿子的后面;

另有两百名左右的官员徒步行走在婚礼行列之中。婚礼行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百盏装饰有双喜字样的红灯笼。然后是举着的金匾，后面跟着华盖和新娘花轿，在这个轿子里坐的是皇后。新娘花轿的旁边有一个手持焚香的人。此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滑稽的角色，即给新娘逗乐，使其不至于过于悲伤的人—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花轿没有任何的窗口，而且坐在里面的新娘也是蒙着头的。

原来这是一位天文学家，或者说是占星术士，因为他的官衔是“钦天监监正”。他手中的焚香上刻有标记，以表明时间的流逝。无疑他是在计算婚礼行列的前进速度，以便能在一个预先计算好的“吉时”到达皇宫。

新娘的婚礼行列仪式刚刚结束，鸦片馆的门口就聚满了那些刚才参加了礼仪演示，现在想要进来过一把瘾的鸦片鬼们。但在打开大门之前，我们就悄悄地回到了后院，在喝了一杯茶之后，我们便离开鸦片馆，回家去了。此时北京的街道上已经寂静无声，空空如也。